著名编剧肖尹宪
——“电影红人馆”独家专访著名编剧肖尹宪
肖尹宪，著名编剧。1942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定县，1960年至1962年就读于长春电影学院文学系，后转入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后先后任长影总编室编辑、编剧、长影艺术创作中心主任。除电影剧本外，近年来也创作了许多电视剧本、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等。现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影片《人到中年》1983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百花奖”、“金鸡奖”三项大奖。编写并投入拍摄的电影剧本《药》、《金光大道》、《绿色钱包》、《小巷总理》等。其中影片《绿色钱包》1982年获文化部“儿童故事片奖”，《大城市1990》1991年获首届“华表奖”、第十一届金鸡奖“特别奖”，《巧凤》2002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会奖”，《小巷总理》2007年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
主要参与制作的影视剧：
《小巷总理》 2007年 合作编剧
《医生与皇帝》 1990年 编剧
《大城市1990》 1990年 编剧
《父亲》 1984年 编剧
《人到中年》 1982年 责任编辑
《药》 1981年 编剧
《特高课在行动》 1981年 编剧
《绿色钱包》 1981年 编剧
《金光大道》 1975年 编剧
访谈实录：
肖尹宪，国家一级编剧。多年来其创作的电影剧本佳作不断，《金光大道》、《绿色钱包》、《药》更是耳熟能详，近日由其创作的《小巷总理》接连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奖项，为此，中国电影网记者对著名编剧肖尹宪进行了专访。
中国电影网：肖老师您好，首先向您表示祝贺，恭喜您负责编剧的《小巷总理》将第十二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女演员奖” 和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收入怀中，您对《小巷总理》这部电影总体评价是什么？创作这部电影剧本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肖尹宪：谢谢你的祝贺。应该说这部影片是一个“三贴近”的作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所以它才受到方方面面的欢迎，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提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去采访，必须到真实的地方去采集这些真人真事。接触她身边的老百姓，倾听他们对谭竹青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把作品搞好。所以当时一些媒体采访的时候，曾问过我，你想说的话是什么？我当时说，就三句：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感谢观众。那么这部影片现在看起来，可以拍得更好。但是它是一个方方面面的创作，所以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拍得更好。
中国电影网：众所周知，《小巷总理》是根据谭竹青老人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即故事原型来自谭竹青老人的真实经历，您是如何把文学作品和她的经历融合在一起的？您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创作这个剧本，一直到最后完成创作，中间跨度多长时间？
肖尹宪：谭竹青这个先进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四十八年如一日工作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她所有的模范事迹和感人事迹都是小事，而且是四十八年来都做这些小事，非常不容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那么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难题，哪件小事都很感人，可是我们的电影是一个半小时，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写进去，这就需要创作了，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是提炼，提炼这些感人事迹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提炼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把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去给东站十委那些老百姓和基层党组织看，开始他们就想拿真实的生活小事和这里对照，结果呢，一个都没对上，但又发现哪个都有、哪件事都是真实的。这样就需要提炼。为了做这个提炼，我们光提纲就写了六个，期间不断讨论、不断推翻、不断创作，最后才浓缩成现在这样一个剧本。从谭竹青同志去世的第五天我们就去采访了，采访进行了七天。回来之后我们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来讨论这六个提纲，推翻一个，重新写一个，然后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写剧本。这样基本到了2006年4月，剧本定稿了。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抓住谭竹青的精神实质，抓住核心进行提炼。我们当时有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叫做“找到那根穿糖葫芦的棍，才能把糖葫芦一个个串起来”。
中国电影网：创作的过程都是艰难的，这部电影剧本创作的难点是什么？
肖尹宪：我并不认为我们在创作中遇到过什么难点，要说有那只是难在我们自己的一些估计上，这个题材的剧本要让剧本出来后方方面面都满意，老百姓讲话了“婆婆太多”。第一，我们担心真人真事，可能要出现对号入座的麻烦。第二，谭竹青是模范人物，各部门的领导都很关注她,所以就担心这个剧本出来后审查关可能太多，不容易通过。但实践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是家属，家属们非常的大度，认为那不是写我们，那是写谭竹青,宣传的是她;其次是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非常开放，一路绿灯。
中国电影网：《小巷总理》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在播出前您是否有心理准备？您对“口碑”二字如何看待？
肖尹宪：这个“口碑”不应该说是我们电影的“口碑”，应该说还是谭竹青的，是因为谭竹青这样一个人物造就了这部作品，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一个谭竹青。为什么我要说"感谢生活、感谢时代"呢?它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它是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东西，它是观众心目中的东西。所以看完电影后，好多人感受强烈，觉得应该向她学习。而“口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奖励，说明它有反响。任何一个作品，如果投放到社会上去以后什么反响也没有，那是悲哀的。作品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投放到水中总得起一些涟漪呀。当然好的作品社会效应、反响也大，对这个社会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中国电影网：现在改编经典成为时尚，您当年的那部《金光大道》听说已有人要改编？续写？您对改编或续写这部作品是什么意见或者说应注意什么？
肖尹宪：《金光大道》要改编成一个电视剧的话，没法搞。现在听说是要续写而不是改编原作，接着向后续写是可以的。续写就是写改革开放以来剧中的那些人物本人或他们的后代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他们的生活和脚步。但是，说对原来的电影进行改编，那没有必要。
中国电影网：《金光大道》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轰动了全国，您能否谈谈当年改编此剧本从改编上来讲最艰辛的是什么吗？
肖尹宪：现在还提它干什么呀？当初改编时没遇到什么大的艰辛。遇到的最大艰辛就是干扰，因为当年有“四人帮”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我们当初剧本改完之后呢，各个方面都出来干扰。现在回头看这部片子已经很“左”了，但那时还说我们很“右”。厂里有一位军宣队的人就说，你们这个本子写的不行。高大泉这个先进人物连自己弟弟都教育不好，那不是给他脸上抹黑吗？结果就组织200多人的大会战，把我和导演林农围在一块，200多人挨个提意见，这个说这个人应该这么写，那个说这句台词应该这么说。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三突出”。
中国电影网：《金光大道》这部影片中有句台词“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在当时被批判为一句反面名言，可到了80年代又成了那个时期最响亮的正面口号，这句台词在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的？在当年定稿前，有没有人提出对这句台词有异议？您对两个时期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如何看待？
肖尹宪：在土地改革之后，一部分农民只是分到了地，而没有分到足够的劳动工具，所以才出现很多翻身户种不上地的情况，就得大家互助完成劳作，因此出现了互助组。当时，全国有个很有名的“三条驴腿”的故事，就是王国藩的那个互助组和农业社，为什么是“三条驴腿”呀？就是四家分到了一头驴，三家互助了另一家不参加。这个真实的故事本身就说明在那个刚刚土改的历史时期里，不走互助合作这条道路，是不行的，地都种不上。没有那么多的劳动生产资料、劳动生产工具，这是历史事实。所以在那个时候，发家怎么发?“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在当时也是错误的，太极端了。你总不能说没有劳动工具的农民、家里一时出现了病啊灾的，把生活弄得困难了的农民是“狗熊”吧？能买得起骡子“发”得起家的只是极少数中农和上中农。在当时，我们党提出的的口号是“劳动发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个口号。那么80年就不同了，“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呢，就是冲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束缚的一个口号了。冲击嘛，口号矫枉过正一下也可以理解了。既便是这样，任何一个口号也都是有它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的，“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个口号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也不这么喊这个口号了，而是在重新强调“共同富裕”。“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话小说中就有，改编时我们也讨论过这句话，也查了一些刚解放时的资料，认为它还是符合1950年的时代背景的。
中国电影网：《金光大道》在剧本创作中受到当时“四人帮”三突出的即“高、大、全” 的创作原则限定，但围绕这部影片的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功过各说纷纭，您是如何评价这部经典影片《金光大道》的？
肖尹宪：应该说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算不上什么经典。我个人认为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离开时代。我们不可能超前，也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文学永远是时代的文学。回头看马克思的著作，他自己都在不断修改、不断修正，因为他随着时代不断地更正着自己的一些观点。艺术也是如此，写过了也就写过了，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作品。没有一部作品是超越时代的。在那个时代说这部电影，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在表现高大泉、朱铁汉、秦富……这样几个人物上，他们的社会效应还是好的，强调农民的互相帮助、强调团结友爱，这些美德不能因为它的某些政治印记而消失。至于说这个片子，说它鼓吹了什么东西，搞了什么“三突出”，这个东西可以再不断地认识。
中国电影网：《父亲》、《巧凤》、《小巷总理》等影片，均以描写人物为主，您作为这些作品的编剧，您认为这类题材的剧本，最难把握的是什么？而最应展现给观众的又是什么？
肖尹宪：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比较难的是抓住他的精神实质，把他的精神实质落实到形象上，这很难，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就更难。你想想，要表现得有血有肉，还不是口号似的、标语似的，不难吗？我比较佩服《亮剑》、《士兵突击》的编剧，他们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就提供了一个典范。最难的是还原于真实，写真实的人。
应该展现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学习的东西。为什么写他们，就是为树立一个榜样，他们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是什么。不是口号，是要感受，是看电影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不是被潜移默化地感动，让观众在“润物细无声”中自然而然的悟到并且很自然的接受它。
中国电影网：经典电影《人到中年》您是责任编辑，它的创作和诞生均非顺利，能谈谈这部电影留给您的是什么吗？
肖尹宪：锲而不舍吧。如果不坚持、如果不争取，这部片子就没了，就不会拍出来再上映。对这部小说当时争论很多、压力很大。在争论和压力面前我一直坚信这个题材的社会价值，尽管当时很多厂和很多人不看好它，但我认为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真实、反映了社会问题，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我幸运地遇到了我们厂的好领导，他们和我的认识是一致的，再加上锲而不舍地坚持。这是这件事给我自己留下最深的东西。做工作、干事业要有自己的信心、要坚持，认准的东西绝不回头，绝不放弃。
中国电影网：您觉得您写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撑着您在写作的道路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肖尹宪：我还是建议年轻人轻易不要走这条路呀，呵呵。为什么呢？因为搞创作，特别是搞电影创作，是非常孤独的，充满了荆棘，这是非常坎坷、非常曲折的一条路，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尽管我的剧本拍了那么多电影、电视剧，可谁知道我失败的作品有多少？剧本能成功，有方方面面的因素，虽说也有无奈，还有很多遗憾，但它们毕竟拍出来了。我说的“成功”，不是剧本写好了那个成功，而是通过创作你从中体会到多少东西。剧本创作这个东西，不能单纯以它投拍了或者没投拍来衡量它是“好”剧本还是“坏”剧本,因为投不投拍的因素很复杂。在这一点上我感受很深，非常难呐。造成它成功、失败的原因太多了，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不管是主管、客观、外在、内在，都造成走这条路非常艰辛。我自己能走到今天，确实得益于很多前辈、领导对我的关怀、帮助、支持和教导。比如说离开老厂长苏云对我的支持，我很难走下来。很多我的作品，都是苏云说了话的。我们大家开玩笑，说他是长影厂的“总编剧”，确实如此。他知道我在写什么，写到哪了，遇到什么“坎”儿了，然后给你以点拨，使你茅塞顿开。这样的领导很有水平的，也是很难当的，他和创作人员心贴心到了这种程度。这是我遇到了好的领导。二是我遇到了好的前辈，像我的老师林农，像于彦夫、王炎、孙羽等等很多大导演，他们给了我电影上的知识，在创作道路上的辅导和指引，对我的成长都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我现在的创作，还是按照当初他们教我的来进行的。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敬佩他们。谢谢他们！我从小的愿望和理想不是搞写作，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但我的信条是，你干哪个，就把它干好。你要悟到其中的规律，就能干得轻松些。
中国电影网：您塑造过的众多角色中，哪个角色您觉得最完美？最符合设想？
肖尹宪：《人到中年》。片子拍得不错，也很符合剧本。演员表演得也非常到位，完全是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人物是立体的，也是感人最深的，也是性格非常突出的。难以忘怀的还有《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朱铁汉，在他们身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应该说今天的观众能记住这部影片，主要是这几个人物。还有《特高课在行动》。
中国电影网：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剧本被二次创作，特别是被修改后的如何看待？您觉得您创作的本子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肖尹宪：编剧当然希望片子拍得和自己写的剧本一个样了。因为他孕育这个剧本的时间很长，从生活中提炼，再一稿一稿写出来，像十月怀胎。但电影它是集体创作，创作集体里每个人的美学思想，每个人对未来影片的设想都不一样。所以影片和剧本之间必然会出现差距。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的编剧于敏先生曾经就编剧和导演的关系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界限可泯乎？》，文章里面说：我有个女儿（曰剧本）长得如何如何漂亮，找婆家时，婆家说，头发不好看剪了吧，胳膊不好看卸了吧，心脏不好看换了吧，眼睛不好看抠了吧，我一听吓了一跳，于是我携带着女儿（剧本）奔逃于八荒之外。这是他那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编剧与导演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不奇怪，是正常的创作现象。导演当然需要进行“二度创作”了，不然剧本不可能从文字变为银幕形象。不过，二度创作的这个“度”的分寸确实存在着争议，如何把握好它历来存在着争议。
中国电影网：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这时是如何调解的？
肖尹宪：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不写了，放下它。说明我对这个题材没掌握住。沉淀一段时间等悟开了就知道怎么写了。比如说今年年初八一厂拍的《雕像》，我就断断续续创作了二十五年，不断地修改再创作。当然它不是写不下去才拖了这么长时间，而是别的原因。在我拍的本子中，写得时间最长的是《金光大道》，写了整整一年，写了六稿。其他的剧本都是想通怎么写了，基本写得都很快。我信奉一句话：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磨刀不误砍柴功。不要轻视事前做的准备工作。比如《药》这个剧本，我准备了足足一年，那是五千字的小说呀，把它看烂糊了，看到每个标点符号为什么这么用，看到每一句话都找鲁迅专家给我讲解是怎么回事的程度。用一年的时间做这个准备，而真正写剧本时八天就写完了。也就是说磨刀磨了一年，八天把柴砍下来了。创作要从准备开始。准备包括深入生活,也包括查阅资料等等。
中国电影网：您所创作的众多剧本中，创作过程最记忆犹新的是哪一部？为什么？
肖尹宪：１９８１年拍的《特高课在行动》。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呢？这是我创作当中唯一的一部悬疑片，而且它是根据小说改的，但是它和小说的距离十万八千里。改编出来之后连原作者都非常吃惊，说没有想到会改成这样，非常非常满意。第二个是１９８１年《绿色钱包》，它是全国第一部犯罪题材的电影作品，我认为是带有开拓性的，在它之前是没有的。第三个是１９８４年拍的《父亲》，写毛主席的，也是全国头一部写领袖私生活的电影作品。
（中国电影网长春记者站 红蜻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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