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儿童电影教育探析

文章转载自《当代电影》2018年第5期

1937年，谷剑尘在《教育电影》一书中对“电影教育”和“教育电影”做出如下定义：前者是从教育的观点看来，专指用电影作为方法和手段来实施教育，只要能够发挥教育的功效、获得教育的效果，包括娱乐、宣传、宗教、广告、新闻、教育影片；后者是以教育的立场为教育而特制的影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则接近于“电影教育”，强调电影对于社会大众的教育意义，狭义则专指教室内的教材电影。由此可知，“电影教育”范围更广，接近我们今日认识的“媒介素养教育”。本文探讨以儿童为传播对象的电影教育活动，简称“儿童电影教育”，包括教育观念及涉及电影审查、推广、摄制等环节的教育实践活动。

安德鲁·琼斯教授在《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文化》一书里提出，随着进化论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广泛传播、儿童教育改革及儿童消费产业的出现，儿童承载着“发展”话语、被时人发现，成为勾连认识论、意识形态、制度及商业运作的分析范畴。本文参考琼斯教授对于民国时期“儿童”论域的敏锐观察，关注时人围绕“儿童电影教育”的表述及论争，以儿童为切入点，审视电影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现代教育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

一、 儿童电影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1.世界范围内视觉教育思潮与儿童权利保护运动的发生

电影的发明最初是为了教育，而电影教学的原理则依托于视觉教育。根据1934年美国Education杂志研究，“视觉教育”指“所有应用各种教材——如挂图，幻灯，展览品，标本，模型，以及电影之类——经过感觉器官的技能者”，注重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印象。19世纪末，挂图、幻灯片等各类视觉辅导物迅速出现，同时，以杜威为代表的近代教育思潮强调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视觉教育因为能够调动人类的感觉器官、增强人们的直接印象，成为高效的教育方式，其中电影的教育功效尤为突出。

在世界范围视觉教育思潮的推动下，欧美各国积极发挥电影媒介的教育功效，以广泛的社会大众为对象，实施电影教育。一方面建立电影审查制度、设立影院管理规则、隔离青少年观众，抑制电影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电影国策、设立专门电影院、设置“电影鉴赏课程”，发挥电影的教育功效。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注重保护儿童的权利，并将儿童问题视为左右国家发展的关键。美国、日本、苏联等国针对儿童观众专门播映或制作影片。据《申报》1924年的报道，美国已经注意到儿童观众的特殊性，倡导“星期六早晨电影”（Saturday Morning Movies），专供儿童观看；并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考量，审查播映题,优先考虑儿童的真实要求，控制播映时间，省却儿童的劳力。苏联、日本两国亦有针对儿童专门播映电影的举措。1927年，莫斯科召集电影会议，决定摄制25% 的儿童电影，并设立专门机关从事研究，特别提到卡通影片对于儿童的吸引力。1928年，东京市与29家电影公司合作，定星期日为“儿童电影日”，放映教育影片。

《孤儿救祖记》 剧照

2.我国电影教育的开展与聚焦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片的涌现

自电影进入中国以来，国外电影教育的经验便通过报刊翻译与介绍，为国内电影教育的施行提供了参考。1914年，有人主张借鉴英国电影研究与审查的经验，利用电影馆宣讲、教育机关设立审查会、慎选影片材料等方式，发挥活动电影的教育功效。1928年，《新银星》杂志的编者呼吁国内教育界注意世界的教育潮流，尤其是以影片代教科书的视官教授法，认为电影与教育并不冲突。1929年，徐公美提倡借鉴欧美各国的电影立法、电影检查规则等制度，扶助国内电影业的发展。

基于民国时期“穷、弱、贫、私、乱”的社会特性，时人希望提高民众素质以推动国家发展，电影被视为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的有力工具。有人指出电影富有“平民精神”，“虽然没有识字，也可懂得片中的情形……而且影片是人生假片的描写，……必可谓任何国人所一望而知”。而且，电影产生的影响比文字更快捷，观影还会引发人的思想、批评和研究。还有人指出，由于“电影最容易达到通俗化、普遍化，能够以低廉的经费，短促的时间，放映多量的事实，给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因而是社会教育收效最佳的工具。

根据郭有守的回忆，民国十八年（1929）划开了我国电影发展史的新时代。一是联华影业公司成立，号召“国片复兴”，拍摄题材与意识有所转变；二是自1929年起，在政府与社会的努力下，颁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929）与《电影检查法》（1931），成立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193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2）及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1934），教育电影运动积极开展。经由“国片复兴”运动与教育电影运动的开展，我国电影教育得以普遍推广。

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反对将儿童看作“缩小的成人”，主张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儿童独立于成人的主体性随之确立。随着人们对于儿童的“发现”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儿童教育问题成为当时国产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自明星公司拍摄《孤儿救祖记》（1923）大获成功开始，《苦儿弱女》（1924）、《弟弟》（1924）、《好哥哥》（1925）、《小朋友》（1925）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片相继推出，儿童无一例外被视为拯救家庭、改良社会的关键人物。在银幕之外，儿童亦是不可忽视的观影群体。不过，当时中国的儿童往往与成年人混合在电影院之内，卡尔登大戏院等多家上海影戏院虽然推出日戏儿童半价的举措，但没有专为儿童开设的影戏设施。

二、 儿童本位与民国发展：儿童电影教育的倡议

清末民初，以杜威为代表倡导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潮传入中国，国人逐渐认识到教育应当顺应儿童的天性、以儿童的需要为中心，传统以成人本位的儿童教育观念遭到批判。当时的教育界人士认识到，由于儿童好奇心盛、理解力弱、模仿能力强，电影能够吸引儿童兴趣，以直观教学配合各门学科，因而是教育儿童的理想工具。

早在20世纪20年代，教育界便留意到电影媒介对于儿童教育的积极作用，并介绍欧美国家对于儿童的电影教育情况。在《电影与教育》一文中，作者指出，相较于文字、图画、幻灯片，“活动影片能激发儿童之注意，明示诸重要之点，与以解析综合之观念，领悟既易，而记忆亦坚”。在另一篇《电影与教育》中，作者参考英国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出发立论，“应用到教育上，（电影）就可以使儿童与真正的世界、真正的生活相衔接；应用到学校课程上，因为它新奇，儿童格外注意专心，记忆力得活动影响之助，也更能保守勿忘”。

在20年代末期，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等甚嚣尘上，电影对于儿童的负面影响显露，引发电影界的关注。1927年，《银星》杂志发表《电影与教育》一文，提出儿童为特殊的观众群体，父母和教师应当帮助指定儿童应该看的电影，从卫生和身体健康的需要出发，限制儿童看戏的次数；并鼓励艺术家和教育家制作精美、清洁的影片，适应学校的教材。1930年，《影戏杂志》发表《电影与儿童教育》一文，认为儿童最容易受小说和电影暗示，当时所流行的表现迷信、表现肉感爱情的影片，对儿童的恶劣影响很大，“而在孩童底眼光，当然信为世界确有此事。所以看了武侠电影，便想去学仙，看了冒险底电影，便想去航海！”

随着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开展，儿童电影教育成为探讨的问题之一。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联合教育界、学术界、电影界及政界重要人士，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创办宗旨，并且注重电影在娱乐消遣外的教育意义，主张一切影片都可视为教育电影。协会主席蔡元培特别提到儿童观影的问题：“儿童好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影响最大，因此坏的影片，诲淫荒谬之类，宜禁止放映，电影所以要审查，就是此意。”

这一时期，教育界对儿童电影教育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既要利用儿童的模仿性、电影对儿童的吸引力，养成其向善之心，又要限制儿童的观览时间，避免观看电影妨害儿童的健康。有人提议，应当模仿美国设立儿童影戏院的举动，郑重地挑选适合儿童的影片，摒弃迷信的片子；还有文章建议父母应在儿童观影的时间和场所两方面规避电影对儿童的负面影响。除了认识到电影媒介契合儿童天性外，时人认为儿童“进化”与民族国家发展具有内在联系。根据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人类社会的演进遵循着物种进化的规律，而儿童正处于人类进化的初级阶段，最具有“进化”的潜力，恰好与被纳入世界体系、处于民族国家发展初期阶段的中国不谋而合。在《良友》画报上，编者不仅将儿童与机器并置，展现儿童无限的发展潜能，“今日虽是稚弱孩提，将来未必不能翻天覆地”，而且让成长中的儿童形象承载国民强健、国家强盛的希望，并解读为“民国的精神”。

此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由细胞式样的个体组成，个体的素质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利用现代教育体制改革国民素质，能够推进国家的发展，所以儿童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杜威访华时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普及教育，最基本的方法是实行小学教育，并发展中学教育与补习教育。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一般民众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之精神”，教育方法以儿童而非课程为中心，“将来社会之命运，全在此无数之儿童。而今日陶冶无数儿童之责任，全在一般之教师”。杜威重视儿童在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的核心地位，与晚清以降兴起的“教育救国”思潮不谋而合。蔡元培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谈到：“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他向来重视电影媒介的教育功效，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蔡元培在“电影与教育”的演讲中指出：“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儿童者得未来”，并提出了“中国人看中国电影”的口号。

电影在教育儿童、复兴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中被正式提出。1935年，该年会在第十四项提案“儿童教育电影之倡导与设施”中指出，鉴于时局动荡、国运艰难，复兴民族国家重任应寄托在儿童身上，教育原理以受教的儿童为本位，所以电影应当是教育儿童最有效的方式。提案进一步指出，儿童教育影片是指迎合儿童兴趣需要、具有教育效力的电影，但目前中国社会没有专供儿童需要的影片，提议拍摄“以中国文化本位为经、儿童本位教育为纬”的电影，希望电影能够“灌输智识、培养道德、活泼心思。提倡合群，启发兴趣，五育，兼筹并顾，促进儿童身心之健全”。值得注意的是，该提案谈到了世界各国开展儿童电影教育的成绩。这样一来，突出儿童教育影片的“中国文化本位”便别具深意，是将儿童电影教育放在已有的世界体系里去考量，希望电影媒介能够塑造匹敌于发达国家儿童的未来国民，更重要的是让儿童受到中国文化的洗礼，以促进中国这一后发民族国家的强盛与复兴。

三、 儿童进入“党国”话语：围绕“儿童年”的儿童电影教育

1.围绕“儿童年”的儿童电影教育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儿童电影教育逐渐从观念宣传落实为教育实践。儿童电影教育活动大规模的开展，基本围绕着“儿童年”展开。1933年11月，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拟请国民市政府定1934年为“儿童年”，并将实施办法纲要建议于中华慈幼协会转呈国民政府，后由行政院交内政教育两部审议。1934年1月，内政教育两部会同审议，最终决定将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为全国“儿童年”，目的在“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教养，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图谋儿童福利，使完成儿童之肉体精神及社会的能力为目的”。

首先，限制儿童观影的年龄。早在1932年，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命令：“准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函……，电影院映演禁止儿童观览之影片时，凡未满十六岁之男女儿童，一概禁止入内，并应于广告上预为注明。”1935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提出，“凡六岁以下儿童，非因电影院映放儿童教育影片，特准入场观看外，平时不准入电影院”；同年8月，上海市政府批准执行，为谋求儿童的健康起见，通令全国凡六岁以下儿童，不准入普通电影院。1937年，国民党内政部开会讨论限制儿童观影的年龄案，决议六岁以下儿童绝对禁止观看电影，七至十五岁的儿童除教育电影之外，仅能观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认可的影片，不得观看夜场。此项措施在首都实行外，全国都城市镇，将次第履行。

其次，设立“儿童电影日”。1934年，“儿童电影日”开幕，开映儿童电影，招待儿童免费参观。开幕礼上，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演讲，主张应有儿童教育片：“现在电影放映的电影完全不配给小孩子看……所以我们的计划，拟在普通的戏院内，不准带孩子进去，而在每一星期里，规定三、五、日三天，假月光戏院公开映儿童教育片。”1935年，上海市儿童幸福会成立儿童电影委员会，主张在月光戏院创设一个“儿童电影日”，专门放映适合儿童兴趣与需要的影片，在国内尚属首创。儿童电影日开幕典礼定在四月四日儿童节，每届影片的选择，“除中华慈幼协会供映之大批教育影片外，余由各公司，就出品中自行选定，函会编配，轮流映演”。

第三，放映、推广儿童电影。1936年1月9日下午，上海市儿童电影教育推行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蒋健白担任会议主席，就放映儿童电影的时间、地区、票价、内容、场所布置、宣传、剧本、播放次序等进行细致的规定，比如，“决定儿童电影每星期放映一次”“由宣传组编印小册分发，内容除说明映片外，并附各种常识”“放映儿童电影之各戏院内外之特殊环境布置，由总务处办理”“请本市各播音电台加插宣传儿童电影报告，由宣传组拟定材料后，交总务组派员接洽”“儿童电影开映时，讲词灌制长片，以便播放”等。

1936年3月3日下午，上海市“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召集全市校长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各戏院星期日加映儿童教育影片亏本的问题，提议“戏票减售半价，取费五分”“由就近戏院各校组织儿童电影推行分会”“成人带儿童观影，应予优待”。1936年3月10日，“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下设的儿童电影推行委员会成立八处分会，以扩大每星期日上午放映儿童电影的推广范围。该会除了选择、介绍适宜于儿童观看的电影外，还由会员学校于映演前指派教员向儿童实施公民训练、灌输普通常识，补足学校教育之不足。

除了在普通影院放映儿童电影，还会在学校放映影片。据《申报》报道，中国电影教育协会上海分会，时常把特摄的、或选出的儿童影片，在各中小学轮流免费公映。根据记载，上海分会于1933年7月成立，同年10月在各级学校、社会场所推行教育电影，包括1842所小学放映2048次电影，有观众882208人。上海分会在实施映演教育电影方案中，提出成立儿童教育电影院。1935年，南京市中山门简易小学在内的四所小学，曾分别观看过（甲组正片）《飞鸟之家》《肥皂》与（乙组正片）《牙齿之保护》《血液之循环》四部教育电影，映演前后、中间休息时由主持人作简短的通俗讲演。

第四，摄制儿童教育影片。蒋健白曾提到,儿童电影的材料应当“凡是给儿童观览后，不致发生恶劣印象的影片”，包括卡通漫画、新闻时事与滑稽片。由此可见，当时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较为有限。教育部科长吴研因建议，儿童教育影片应当集合文艺界、教育界、电影界多方力量，拓宽题材与剧本的来源，而摄制影片的经费应当由教育部、宣传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及各电影制片公司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民国时期电影公司推出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往往会打上“裨益教育”的宣传字样招揽观众。电影《小天使》便是由江苏省教育厅征求全国电影剧本、委托联华公司拍摄的儿童教育片，于儿童年播映。《联华画报》评价该片是“中国第一部崭新的教育片”“最有力的一部儿童教育片”。

第五，出版儿童电影教育读物，向儿童普及电影常识。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有：徐应昶编著《活动影戏》（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1934年版），沈西苓、凌鹤编著《电影浅说》（中华书局“初中生文库”，1936年版）。以《活动影戏》为例，该书从走马灯、惊盘、活动照片开始讲解，介绍活动影戏的原理、有声电影、摄制影片的过程及活动影戏的价值。

儿童代表演说“儿童新生活运动”

2.儿童年的“党国”训育与儿童教育片的摄制

然而，20世纪30年代儿童电影教育的展开，配合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包括儿童在内的国民的训育，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传播，更涉及党国意志的宣传。

“儿童年”虽然以儿童教养为出发点，但真正以儿童需求为出发点的活动非常有限，主要通过“政党符号的宣传”“总理遗嘱的宣读”“党义教育”“童子军教育”“新生活运动”等方式对儿童进行训育。如论者所言，“儿童年”的活动，与国民政府举办的诸多活动一样，皆是国民党为增强统治合法性及实行社会动员的惯用策略。

“儿童年”活动开展之时，正值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是为新生活运动的开端。该运动以“全民军事化”为理念，建立了“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国民性格的标准，以期重新打造国民的身体与精神。新生活运动期间，由于儿童和青少年寄托着国家发展的希望、沾染旧习少、容易被改造，被视为新生活运动的最佳实施对象。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推行新生活运动要先施以感化，再继以劝导。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动员方式包括电影宣传，涉及放映电影标语及图表、放映卫生及规矩幻灯片、摄制新生活运动影片等。

据研究，电影教育活动的开展，是国民党政府模仿当时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路线，将电影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进行党国意志的宣传，借以稳固其统治合法性。基于儿童自身特性而言，电影教育的感化力量最深，因而能够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前文提及的《小天使》一片，就以“提倡家庭教育，发扬儿童道德”为主旨，利用电影媒介宣传“党国”意志以感化年轻一代。

《小天使》（1935）由蒋星德原著、吴永刚编导，通过一贫一富两个家庭对儿童教育的强烈对比，刻画品学兼优的儿童黄敏（葛佐治饰）为道德楷模。片中，黄敏合乎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又知晓爱国守法、友爱助人，是践行新生活理念的理想国民。他舍己救人的行为感化了隔壁的杨家，最终两家人冰释前嫌，营造其乐融融的社会图景。该片在“儿童年”优待儿童，购票一张可赠送一张儿童券，12岁以下儿童凭票可免费随座入席。《联华画报》还发起小学生征文竞赛，稿件由江苏省教育厅评阅，获选者均有奖品相赠，鼓励儿童踊跃投稿。

1936年，另一部儿童教育主题的影片，蔡楚生编导的《迷途的羔羊》上映。这部影片受到苏联电影《生路》的启发，以写实手法讲述贫苦儿童小三子（葛佐治 饰）迫于灾荒与战乱离开乡村，到上海流浪的遭遇，片尾流浪儿们因偷窃面包被警察追捕、逃到一座未完工的大楼楼顶，面对茫茫的上海失声痛哭。蔡楚生为拍摄此片接触现实中的流浪儿童，并且让许多真正来自街头的儿童参演。他认为，在中国儿童所受的苦难比成年人更大，希望在“儿童年”提出一个备忘录给全中国的为父母者和关怀儿童问题的人们。《联华画报》宣传该片是“新中国的中心问题，儿童年的伟大收获”，并予以大量篇幅报道。

饶有趣味的是，“儿童年”放映的两部儿童教育主题的电影，均有“国片复兴”运动的主力军联华公司出品，同样由当红童星葛佐治担任主角。两部电影分别聚焦模范儿童与流浪儿童，反映电影创作者政治理念的分殊，而电影观众经由消费电影产品得到的，是对于当前儿童教育问题相互矛盾的印象，由此所引发的是对于检验民国社会发展状况、象征民族未来的儿童群体命运的迥异认识。进一步说，是认同国民党意志宣传、完善家庭教育以应对动荡时局？还是戳破温情童话面纱、认清社会矛盾以寻求另一条“生路”？两部影片的政治意识对垒，可视作电影人立足“儿童教育”论域提出的重要时代命题。

四、民国时期儿童电影教育的成效

《小天使》 剧照

梳理民国时期儿童电影教育活动，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教育界、电影界、出版界、政界合力推行儿童电影教育，既从年龄上限制儿童观影，又积极利用电影的教育特性服务儿童，设立“儿童电影日”，放映、推广儿童教育电影，摄制儿童教育电影、出版儿童教育读物，教育实践涵盖各个层面，并通过立法规范、行政管理、协会组织等方式确保推行，似乎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就儿童影片的界定与标识、“教育电影”的内容及观看“教育电影”的受众群体而言，这一活动都没能达到预想中的教育效果。

虽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限制儿童观看教育影片之外的电影，但该法令对于儿童影片的界定与标识尚不明晰。根据意大利1925年12月10日第2277号“母亲与婴儿保护律”，意大利内政部每月须将上月检查合格之影片列表通知该院，并注明何片适于青年儿童；又根据瑞典1911年颁布的法令，检查员将公映之影片分为公开于公众与公映于儿童之前，后者影片的准映执照应具另一种形式，承认“该片适合于儿童之文字”应写于执照的主要处；而国民政府“对于影片的检查，并没有是否适于儿童观看的标明，国家更没禁止儿童看某一类影片的法令”。

而且，当时各大影院放映的儿童教育电影，往往名不符实，影片的教育意义值得怀疑。有人认为，“有普遍的教育意义的电影，在国产片中几乎找不到一部好的儿童影片”。据时人观察，儿童电影“居然连《荒江女侠》之类的影片也包括在内”。另一篇报道称：“本月八日，丽都也以映儿童教育片为名，于上午十时加演一场，然而，所映的却是一本破旧不堪的《蛮牛渡憨王》的滑稽片。”有人这样概括当局放映的儿童电影：“如果我们考查考查‘儿童电影周’的内容，以及所开映的片子的内容，那我们就要不寒而栗；……不外乎这几种：A 好莱坞的滑稽片，B 中国的侦探神怪片，C 爱情片子。”作者不禁质疑：“‘儿童电影周’的主持者，对于片子一点也没有选择、考虑，简直使我们不能相信他们是懂得电影，懂得教育！这样的教育儿童，等于杀害儿童，这句话一点都不过火。”

“儿童年”的设立有助于推广儿童电影教育，对于儿童教育而言意义重大，但能够观看儿童影片的儿童，只能是家庭富裕的孩子，流浪街头的苦孩子依然分不到“儿童年”的福利。正如论者所言：“‘儿童年’是为了增进儿童的福利。但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在外来侵略和天灾兵祸的虐杀下，连生存权也给掠夺了，简直没有机会走进福利的门槛中来，只有极少数一部分小少爷小姐姐们，才能收得儿童年的实利。……同样‘星期儿童电影’的电影院的大门，决不会有江北小瘪三闯进去，为的是他们无钱买票的原故。”

当时的杂志绘制一幅《儿童电影周》漫画，一边是几个打扮时尚的儿童走进悬挂着“今日再映神怪片”条幅与神怪片电影海报的影院，另一边则是一群衣着褴褛的流浪者被挡在影院外面，图画配文写道：“儿童年啦，儿童电影周啦！整千万迷途的羔羊是被摒弃在门外。”这幅漫画生动地讽刺了“儿童电影周”放映神怪电影，“儿童年”福利无法惠及流浪儿童的怪相。

鉴于儿童电影名不符实的情况，有人讽刺“儿童电影周”的设立只是让电影院和制片公司获利。同时，“儿童电影周”持续时间不长、活动热度亦逐渐下降。据时人观察，一开始全上海的大小电影院都被动员起来，可惜轰轰烈烈的几个月后，只有周日上午上海电影院生意兴隆。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迁离南京，儿童电影教育逐渐为更为紧迫的战时救济与全民动员所取代。由于时局动荡、生产物资紧缺，上海“孤岛”的电影人抓紧摄制、播映具有商业价值的影片，无暇顾及儿童电影教育。只有在庆祝儿童节的时候，上海各电影院免费放映儿童电影，儿童才能享受看教育电影的福利。有文章指出，因为没有商业价值，“儿童片在中国是谁都不注意的”，各影院放映儿童电影仍是无意识的影片，“非但没有达到奠定儿童基础之任务，反而是使儿童们趋于堕落的歧途！”即便是“培育儿童心理”的卡通片《铁扇公主》，也包含武侠、神怪、成人色情的情节，并非完全合乎儿童教育的电影。

结语

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媒介素养”属于舶来品，我国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当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利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提出“文化素养教育”（literary education）概念，应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文化浪潮之时，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已开始借鉴欧美国家的电影教育活动，认识、利用电影媒介的教育功效，展开电影教育活动。

虽然民国儿童电影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引发社会争议，最终迫于动荡时局效果不佳，但这一教育活动表现了当时人们批判认识媒介、利用媒介开展教育活动的可贵尝试。不论从电影教育的出发点（应对新时代电影媒介的影响）、涉及对象（针对普通社会大众，包括身心稚弱、关系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儿童群体），还是活动开展的具体方式（学校教学与社会教育），民国时期的电影教育都应当被视为中国早期媒介素养教育的案例。

同时，儿童电影教育活动与民国对于儿童的发现、对儿童教育的讨论紧密联系。“儿童”或说“儿童教育”论域借助新兴电影技术的视觉魅力，展现了政治、商业、社会思潮等多股势力的纠缠与竞争。儿童进化与民国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得电影媒介肩负培育未来国民、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同时因儿童、青少年最易于被改造，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动员目标。立场不同的电影人在“儿童年”拍摄的儿童教育片，传达他们对于当前儿童问题的反思与政治动员。总体而言，随着30年代民族危机逼近、国民党统治加强，儿童教育逐渐远离20年代倚重自由主义的平民教育，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意志，化身为“儿童年”活动里展现的“小国民”“童子军”与“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