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能被“用钱衡量一切”的准则玷污

中国电影行业面临一次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了。这些天人们都在议论整顿两字，大部分声音都认为“整顿”的确必要，尤其是行业成为了资本的平台，被资本绑上了它的战车之后所出现的疯狂现象，证明了中国电影今天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回归法治与情怀。这是好事，大多数声音这样认为。

在一段时间内影片的投资会转向低成本、低片酬、正能量。这些事情都在可以讨论之列。本来影片成本的高与低应该是影片的规模决定的，中国电影从来不缺少高成本的影片，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譬如八一厂的《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之类影片，成本很高，有人说一部《平津战役》打的炮似乎就比真的平津战役还厉害。这当然是没有实证的，只是说明花的钱不少。

到了《英雄》开启大片模式之后，成本很自然高上去了。严格说《英雄》的成本高在明星的群体上，高在制作上，但没有人议论单个明星的片酬如何如何高。什么时候出现人们说的明星片酬高呢？当电影生产以市场、以票房为绝对尺度的时候，明星成为了电影的市场化代名词，媒体也在使自己市场化，要增加自己的点击量和博眼球的时候，明星的价值就被超常规地抬高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明星的片酬来渲染明星的魅力，用明星的魅力来增强媒体的流量，用媒体的流量来衡量影片的价值。回过头来，又用影片的价值说明明星的片酬合理。

第一，这已经是一种市场化过程的扭曲，第二，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在电影行业，而且全社会卷入其中了。因为所谓 “影片的价值”本来是市场化的题中之义，所谓全社会卷入其中则指的是资本市场对于“影片价值”的干预。影片在市场化过程中以票房确立价值的认知，和资本市场上放大这种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市场介入的结果便是影片成为了资本的工具，明星成为了资本运作的标签，一切就彻底变质了。

当电影成为资本的工具的时候，电影产业已经不能够以自身的固有认知作为电影的辨识标准。电影的价值标准究竟是什么？资本运营者这样告诉人们，凡是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最大可能地放大其“价值”的，才是最好的电影。电影市场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资本运营者又这样告诉人们，凡是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抬升出最佳股价的，才是市场价值最好的电影。最后当人们问及什么是电影产业的价值标准时，毋容置疑还是资本运营者，必然这样地告诉我们，电影产业的价值标准决定于整个产业资本化的过程。

很久以前，一位现在在行业中很成功的企业创始人这样对我说过，凡是不能拿到资本市场上去的事情今天都不能做。作为一名电影企业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他这样认为我不觉得有错。而作为电影行业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我又只能为中国电影事业深深地悲哀。资本市场的本质和电影文化的本质是南辕北辙的两类本质，文化属性要求电影讲求人文关怀和艺术境界，电影作为科技的载体也要讲究科技的含量，但是资本市场会让“钱的价值”超越一切文化价值，这是这个市场的本性所决定的。

资本市场是资本的金融游戏的冒险家乐园，这就是资本市场的本质。一部影片因为一个IP或者一个明星而抬升了一个股价，令投资者找到了一个金融的杠杆，其影片的价值就变成了一个杠杆带来的价值。一部《大XX》敢于在一位明星身上重磅投资，因此也敢于在这部影片上超常规投资，就因为其制片人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开始了圈钱的布局。多年前人们就指出中国电影浮躁，其实进入到资本市场时代，一切才是真浮躁而且是加倍的疯狂。

2018年我有幸看到了俄罗斯电影《从前》，看到了日本电影《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两部影片，希望中国的电影人都找机会看看它们，你会真的发现中国电影和人家的差别。我们说和美国是高科技的差别，而一个俄罗斯的GDP才是中国一个广东省的GDP，我们和俄罗斯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从前》。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自然知道和日本相比差别在哪里，我说是《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电影的文化价值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精神价值的缩影。它的文学素养、哲学素养、艺术素养以及电影领域本身的各种技术与艺术的元素，都需要在摒除物欲干扰的状态下追求自身的登峰造极，而非浅尝辄止，而非半桶水晃得很。

2018年我们少了一个朱旭。老爷子那样的表演功底，不是资本市场的标签所能达致的，更不是“我自己就是豪门”的痛快的明星宣言所能遮掩的。这就是差别。为什么如俄罗斯和日本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还能拍出如此超凡脱俗的《从前》和《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而中国的国产电影远不能产生出这样的文化精品？简单一句回答就是俄罗斯、日本的电影产业远离资本市场。为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资本市场上走得如此迅速？也是简单一句回答，因为我们学会了资本主义不健康的东西。

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是一个社会最荒唐的毒瘤。国家的顶层设计应该在什么是产业、什么是事业，什么是商业、什么是文化上划分清楚，而让全社会知道如果文化、教育、医疗、住宅一类完全市场化乃至资本运营化，社会就会失去最基本的东西——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就是人性教养，对于医生教师公务员警察媒体人而言就是职业素养，对于一切从事精神生产和传播的人们而言就是道德修养。社会就会这样失去这些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产生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文化、艺术、教育、法律乃至一切精神领域的产品，这样的境界只有能够保留纯粹为了这些事业而奋斗、不带其他商业和资本运营梦想的艺术王国的社会才可能实现。我们当前阶段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化艺术完全采取桃花源式的追求不切实际，但是必须要有桃花源，在电影的编剧、导演、摄影家、市场发行行业，真的要有不受物欲和资本干扰的桃花源。

电影工作者自身也包括电影企业的领导者，初心在哪里，初心是什么，最终都要情怀上见。人要分得清哪一些是可以用大钱换回来的，哪一些是必须靠艺术素养浇灌起来的。电影创作生产要依靠企业家和行业的领军人物，希望他们懂得这些道理并支持有桃花源境界的艺术人创作出好比《从前》和《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这样的影片。当下大部分电影人自然还未得到资本的青睐，那就再也不要梦想得到它的青睐了。政府已经下手整顿这个乱象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指望在产业市场化的发展节点上进行法制化建设和回归情怀的时候。

《电影产业促进法》诞生于2017年春天，电影产业的风云突变则发生在2018年夏秋时节，不到两年时间，却让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如何促进有了更深的认知。这个法应该有所提升，有所关注，有所进步了。最重要的则是坚决以法律的方式制止一切藉资本市场的野心而破坏电影行业、产业的规矩的行径，而在电影生产的管理当中始终鼓励有情怀的创作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说到这里我想顶层设计也许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懂得如果它的文化艺术包括电影都被资本市场以“钱是衡量一切的准则”所玷污了，这个民族就已经没有任何厕身于世界文明行列的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