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纪念于蓝会长专刊

2011年的春天，在北京的电影界，刚刚隆重地举行了纪念田方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和庆贺于蓝同志九十华诞的活动，暨《红色影坛双星田方和于蓝》大画册首发式。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又要为于蓝老会长的九十大寿举行庆典，这是十分可喜的事！古人历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当然，如今时代飞跃，人生已不以七十为稀了，而且编成了口诀在说：“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百岁可预期。”于蓝同志虽已九十高龄，且身有多种病痛，却鹤发童心，精神矍铄，坚强不衰，这是大家乐于见到和期望的！

学会希望曾经跟随于蓝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来写一写于蓝同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当然每一位与于蓝老会长共同工作过的同志，会有不同的感受，这里，我就来说一说自己所认识的于蓝老会长。

我最早知道于蓝同志，已是遥远的六十年前了。1950年我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小小的美工助理，那时我正在参与影片《上饶集中营》的摄制工作。于蓝同志参加摄制的影片《翠岗红旗》也同时在上影厂拍摄之中。我们两个摄制组有时在同一摄影棚里工作，就时时能见到于蓝同志饰演的江西老区红军家属向五儿在摄影场地进进出出。但那时虽然有缘见面却无缘对话，错失了零距离接近的机会。

历史是常常会给人一个莫大的机遇，时光推延了三十年之后，让我竟然走近了这位已经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这时，她已是奉命创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那是1981年，我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工作，从康克清大姐亲自参加童影厂成立大会开始，我也开始了与儿童电影事业掰不开、扯不断的情结。我作为北影厂主办的《电影创作》杂志的编辑，经常需要报道介绍儿童电影的情况，就不断地和童影厂打交道，也就开始和于蓝同志有了零距离的联系。直到1984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在于蓝同志亲自组织主持下成立了，我便有幸成了学会的理事。理事理事，就要处理学会的事，常常到学会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此后，于蓝同志亲自提名，经理事会议批准，让我担任了学会的副秘书长；后来又经于蓝同志提议，由在京的副会长会签通过，让我担任了学会的副会长。这样，我就成了学会的一个成员，一直跟随着于蓝同志和各位副会长、秘书长做日常工作。直到1997年和1999年，我先后出国探亲，远行了两年，也由于年逾七十，按民政部规定须离开学会的岗位，才不再到学会工作。

说到跟随于蓝同志工作的日子里，感慨很多也很深。于蓝同志全身心的扑在儿童电影事业上，令人深深的感动。她开过几次刀，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有病，腰际还埋了钢板，一直带着病痛工作，依然坚强地为儿童电影战斗着。在我们学会，有一句名言就是“为儿童电影磨破嘴、跑断腿，无怨又无悔！”就是要到处奔走，从中央到地方，向各部门的首长呼吁、化缘，寻求支持，解决问题。有时她亲自出面，或用电话，或写信、写报告给有关的领导人求助；有时由她身边的几位亲密的搭档如常务副会长（后来的第二任会长）陈锦俶同志和秘书长文馨萍同志等分头出动。还有如常务副会长秦裕权、副会长朱小鸥同志都是于蓝同志最得力的助手；又有像文化部的罗英同志（可惜已故）、教育部的姬君式同志、中央电视台的徐家察同志也都是于蓝同志最为知心的、亲密不可分的朋友和热心的支持者，也可以说是“高级志愿者”。所以使学会的工作和活动开展得健康、活跃，有声有色，很有声誉。特别是，例如举办两年一届著名的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每年评奖从筹备到颁奖，于蓝同志总是事必躬亲。以她的知名度和工作热情，总能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和资助，都是十分感人的。因此，每一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康克清大姐和陈慕华同志总是有请必到，亲自出席颁奖；委托学会举办“童牛奖”的五大部门——国家教委、文化部、广电部、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也总是有领导同志到颁奖大会上来坐阵。最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首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已经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通知都发出去了，不巧的是颁奖日期和地点却与中央的一个会议“撞车”了，真是到了左右为难的时刻。后来这事传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儿童的事我们要支持！”二话不说，立即决定中央的会议换地方举行，硬是把怀仁堂让给了“童牛奖”的颁奖大会。这件事一直传为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怀儿童的佳话，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又如筹办第二届“童牛奖”评奖时，因为考虑到要让小观众参与评奖，评选他们喜爱的影片，为了真实反映儿童少年观众对儿童电影的评价，作为对儿童电影创作的第一手反馈，有利于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和素质。于蓝同志想到从这一届评奖开始增设小评委奖。由于评委会经费有限，于蓝同志亲自向领导石油工作的康世恩副总理反映，经康世恩同志的协调，由大庆、大港、胜利三大油田资助拨给经费，在“童牛奖”评委会中增设了由三大油田的九名子弟学校学生为小评委的“油娃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影响。自此以后，每一届“童牛奖”，评委会都增设了小评委奖。如第三届由江苏省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七大城市联合承办，增设了“小红花奖”；第四届由四川省自贡市承办，增设了“盐童奖”；第五届由山东省德州市承办，增设了“童鸡奖”；第六届由浙江省杭州市娃哈哈集团承办，增设了“娃哈哈奖”；第七届由上海市的永乐电影集团承办，增设了“永乐杯奖”。于蓝同志还委派我连续担任了第二至六届的小评委“联络员”，辅助小评委的评选，沟通小评委和大评委之间的信息，作为评选时的参考。于蓝同志特别嘱咐我“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去参加小评委会，以免影响小评委的自主评选。我从受命担当这个光荣的使命后，始终记住和遵循于蓝同志的要求，不但参加好自身的大评委工作，还要兢兢业业地带好小评委，同十来岁的娃娃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地打成一片，建立了亲密的祖孙情谊。因此，小评委都亲切地称呼我“陈爷爷”，像对他们自己的祖父一样地和我相处。有的小评委还称我为他们的“儿童团长”，使我也从中感到无比的幸福！记得每每安排饭桌时，我总和小评委坐在一桌，亲密无间、说说笑笑地进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小评委长大后，考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了之后，还一直同我通信联系。其实，这也是我在工作中深切体验着于蓝同志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的一个成果。

“童牛奖”是当时中国电影四大奖项（金鸡、百花、华表、童牛）之一的很有声誉和威望的评奖，在国内电影界影响很大，有的导演在拍摄儿童片时，就以很自信的豪言壮语声称：“我就是奔童牛奖来的！”（后来果不其然，她导演的儿童片真在“童牛奖”评奖时获了奖。）就是在国际影坛，童牛奖也有很好的声誉，大家都很羡慕中国有个“童牛奖”。在我国举办第二届“童牛奖”时，忽然接到印度电影界的来信，盛情申请参加评奖。但是由于“童牛奖”只评选国内儿童片，不可能满足印度同行的愿望，只好婉言推辞了。还有，在1987年北京举行国际儿童电影中心年会时，参加年会的国外代表应邀参加了第二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有一位代表在会后感慨地说：“见到这一座一座金光灿灿的童牛，可以看到中国的儿童和儿童电影工作者是多么的幸福！”这样的反响一直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于蓝同志不愧为“童牛奖之母”。“童牛奖”的评奖，的确与于蓝同志紧密不可分，每一届评奖，她都是煞费苦心，精心策划、指导，带领我们做好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工作。在每一届评奖之前，总要及早通知全国电影厂报名参选、选送拷贝和有关材料，然后在学会内部成立初选小组来进行预选，确定参评的影片。我总是有幸被指定和张青山、秦裕权、王澍等几位同志作为初选小组成员，在于蓝同志亲自主持下认真负责地工作。而最为重要的是筹措经费，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除了第二届评奖找了康世恩同志的支持外，第三届评奖时，她又亲自找了当时江苏省的顾秀莲省长，在顾省长的热心关怀和支持下，解决了评委会的一揽子工作，还专门委派了省政府的秘书长担任组委会主任，使评委会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圆满。而在每次到评委会的举办地，于蓝同志总是很注意与当地的关系，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到当地采风学习。如第四届评委会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时，自贡是革命英烈江姐的故乡，在评委会期间，于蓝同志和我们几位评委亲自步行了十几里田间小道，到大铺乡江家湾，专访了江姐的家乡，亲自会见慰问了江姐的堂兄江泽州老人，还在仅存一道断墙残垣的江姐故居废墟上，含着热泪凭吊了江姐的出生地和童年生活的地方，然后又到烈士公园中江姐的塑像纪念碑前虔敬地摄了影。

银幕上的江姐创造者，缅怀着历史上的英烈江姐，观众的心里也一直记着饰演江姐的艺术家于蓝同志。我们都记得跟随于蓝同志到各地参加活动的时候，不论在上海、在绍兴的街头，都有人驻足凝望她；特别是有一回在泰山顶南天门的天街上，一批游人发现了于蓝同志，都兴奋地走拢来，对她微笑致意，围着她争相看一看她的庐山真面目。我们逗趣地问这些热心人：“认得她是谁吗？”人们都会齐声回答：“是江姐哦！”于蓝同志的内心始终和观众贴在一起，特别是和儿童少年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始终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儿童，为了祖国的明天，带领着她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为儿童电影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她常常说要为儿童电影工作当啦啦队、当孺子牛，她是这样完完全全地去实践这个愿望，同时也感染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员！

于蓝同志德艺双馨，德高望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大家都诚挚地祝愿于蓝老会长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我们仍会一如既往地跟随着她为儿童电影事业这一片美丽的沃土继续不懈地耕耘，让它永远成为中国电影大地上的净土和绿洲！

挂一漏万地写了这些，这里，我想用不久前祝贺《红色影坛双星田方和于蓝》大画册首发时，写给于蓝老会长的感言末尾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红色影坛双星熠熠闪光，照耀着中国影坛，照耀着无数的年轻人。莫道影路多艰难，总有灯蛾敢触电。每年每年，总有几千几千青年，怀着美好的憧憬，怀着崇高的理想，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就是满怀着炽热的希望，想献身电影事业。“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记得这两句歌词吗？他们会咏唱着它在红色双星的引领下前行，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着前进！

我跟于蓝同志直接的接触，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时候，也正是于蓝同志要建立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她在选人的时候，曾经向当时的丁乔同志提到过，能不能把我放走，到她那儿去。当时我说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当时陈荒煤要建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不肯放。后来陈锦俶担任了这个角色。

我先是从银幕上敬仰这位老革命家、老电影艺术家。她的思想、精神、艺术的魅力，在以后对于蓝同志接触多了倍受感动。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接触到好多同志，对于建立儿童电影制片厂时于蓝同志那种奋斗精神的敬佩与赞赏，我突出感受到了于蓝同志人格魅力的感召力。

在她的感召下，我就开始关心一些儿童电影的工作。后来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以后，我也开始参加一些儿童电影创作的研究工作，跟于蓝同志和童影厂建厂的那些老姐妹们成了好朋友，成了她们之中的一位。于蓝同志是我们经常交往、谈心的老大姐。

现在我只讲两点。首先，于蓝同志在开创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辉煌事业当中，是最突出的一位光荣与梦想的执着追求者。她是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勇气，挑起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开拓出新时期儿童电影的一片新天地。整个新时期电影从80年代初到现在是30年，在这30年当中，最初10年的创业是最艰难的，但是她为整个新时期儿童电影繁荣发展局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儿童电影事业，也给我们留住了她所坚守的那份精神。

我觉得她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是永远的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发扬的。而她和她的伙伴们那种无私奉献的理想信念，她们热爱儿童的母亲情怀，她们踏实苦干、任劳任怨，甚至玩命干的工作作风，都给我们留下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

其次，于蓝同志的人格魅力有很大的感召力。于蓝同志带领的这个团队，始终在于蓝同志人格魅力的感召力下，共同来克服困难。关于于蓝同志的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力，今天我想引用两位老同志的话，一位是已故的北影老厂长汪洋同志，也是于蓝同志的老战友。他有一次说：“如今的于蓝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她的心理年龄永远是年轻的，为创建童影厂费尽了心思，在许多孩子的心目中已经深深印下了于奶奶的形象”。还有一段话是当年于蓝同志的老战友、老作家、老诗人刘白羽讲的，他说：“于蓝把一颗慈心、爱心都奉献给祖国的花朵，你衡量过你的母爱的深沉含义吗？今天的儿童是21世纪中国的栋梁之材，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各方面的人才，你的母爱是伟大的，你在20世纪做了21世纪的工作。”为什么我特别记住呢？这些非常深切的、由衷的那种感动，激励着我们当时很多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

所以今天我在于蓝同志90华诞的生日上，祝她永远健康，也祝她的人格魅力所绽放出来的精神光辉，将会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追求自己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我是196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名牌节目《小喇叭》和《星星火炬》当编辑记者21年，如果到明年2012年在中国儿童电影诞生90周年的光辉时刻，我还能编撰完成《中国儿童电影纪事》这件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就整整为孩子们工作了50年。特别是1983年得到于蓝老师的知遇之恩，把我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我常常想，为什么50年来我能够坚持在这个为儿童服务的岗位上呢？

第一，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接受于蓝老师主演的影片《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以及《祖国的花朵》、《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等优秀儿童片的深刻教导、启迪。那些光辉的形象一直激励着我。特别是到童影厂后，更在于蓝老师这些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下，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要为孩子们做好工作，首先要树立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环境也出现很多变化，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时候更需要为他们多摄制一些真善美爱的影片。就是在前辈们的影响下，我树立起一辈子都要脚踏实地为少年儿童做事的决心。有了这样的决心，我认真负责地组织编辑了9部剧本，其中8部共荣获了国内外32个奖誉。能够取得这点成绩就是由于对儿童艺术事业树立起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前辈们的教导下，还使我在社会实践中深刻地懂得：做工作要孜孜以求。从中央电台工作起始一直到现在始终记住，要为孩子做好工作，一定要深入到孩子们中间去。因为我是50年代的中学生，不了解80年代的孩子怎么办？我就到八一中学去跟班蹲点，每周去两天与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谈话、游玩、交友。从初一跟到初三，三年的经历使我逐步深入了解青少年情况，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感情各方面。有了这样的工作实践，我这个文学编辑才能编辑出受孩子们喜爱的剧本，拍出《豆蔻年华》这样受广大师生欢迎和中央领导同志赞扬的影片。领导们明确地指出：当前我们是在造就我们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我们的掘墓人，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豆蔻年华》确实是一部造就接班人的优秀影像。但愿广大的影视工作者再接再励，创作、摄制出更鲜明、更感人，为广大青少年喜爱并值得效仿的优秀接班人的典型形象，使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拥有一批批可靠、成熟的接班人，永远后继有人。

以于蓝老师为首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是一支坚强的团队，建厂30年中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从上无片瓦到建起办公楼、设备齐全的厂房；从只有于蓝老师一个人发展到主创至化、服、道一套完整的电影制作队伍；从没有经验到拍出一部部国内外获奖影片，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功不可没。从内心里来讲，我真的非常崇敬这批老同志。我还要特别讲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三件事，从中看到于蓝老师对中国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开拓和创建付出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前面很多同志的发言中讲述了这批老同志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开拓和创建。我还要讲一下，中国儿童电影能够走到今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儿童电影的理论探讨、摸索是分不开的。而儿童电影的理论研究工作也是在于蓝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儿童电影如果没有儿童电影理论的引导，它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辉煌的成就。

我记得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好像还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候，在一个很破旧的会议室里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儿童电影理论研讨会。于蓝老师过去不是专职的政工干部，但她知道，干革命没有影理论的指导不行，同样，儿童电影创作没有理论指导，儿童电影不会有丰硕的实践成功。所以当童影厂拍出儿童影片后，她立即着手抓理论探讨。在那次研讨会上，我记得，大家对儿童电影的创作有非常强烈的争论，为什么？因为当时儿童电影虽然拍了几部，但是什么叫儿童电影？大家脑子不是很清楚，对这个概念引起了不同的争论。我记得当时有一部峨眉电影厂的片子叫《为什么生我》，肯定现在好多同志都没看过这个戏，它的故事内容是一个叫松松的小孩聪明可爱，因父母离异跟父亲生活，他父亲是个火车司机，工作忙常常不在家。每天陪伴松松的是只大白鹅，老师了解松松的家庭情况后感到这不利于松松的健康成长，决定找家长谈话动员他们复婚，松松和同学也想帮父母破镜重圆，买了电影票分别送去，可是事与愿违......。就为这部戏它到底是不是儿童电影，引起了强烈的争论。会上有的同志说它是儿童电影，有的说不是儿童电影，为什么? 因为影片中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大人为什么要生了我，大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影响了儿童，矛盾的主体是大火为什么把它划归到儿童片？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中国儿童电影起步的初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第一届儿童电影理论研讨会上，出于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关心和尊重，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我记得当时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对儿童发展有益的，对儿童身心成长有益的，我们就广泛的认为它都是儿童电影。这样的话，就可鼓励更多的人来关心儿童，来关心儿童电影事业，所以我觉得开头的时候，就是童影厂在起步的时候，它没有把儿童电影这个门开的很小，而是门开的很大，只要对儿童事业有益的影片，我们都要给予肯定。所以这么一来，包括后来的童牛奖，不单单局限在所谓的纯儿童影片，只要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我们都承认。这一条不成文的理论界定以后，对后来儿童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这一点功不可没。

第二个我再讲一件小事情。我觉得于蓝老师当童影厂的厂长，从她的资历、各个方面来讲都是百里挑一，众望所归的。但是于蓝老师到了这个岗位以后，以她惊人的毅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並拍出了影片，完成创业后，她首先考虑的是为童影厂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80年代初，我拍了一部儿童电影《泉水叮咚》，是我第一部处女作，也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于蓝老师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到我这儿来了，她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以后，有一次她跟我谈，她说石晓华，你能不能到童影厂来当厂长？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于蓝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在艺术方面把把关，另外你的爱人是上影厂文学部的主任，他可以从文学这方面为童影厂把把关，你们能耒最合适”。我听她说的很有道理，看得出她是真心而非说着玩的。我当时没有过多的考虑就回绝了她。于蓝老师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因为我的父亲从来就不许他的子女去当官，所以我对于蓝老师说我不可能去童影厂当领导。说过这事后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听过就算了。那知于蓝老师没有气馁，为了做通我们的工作，她甚至跑到我们家里跟我父母亲去谈。后来我父母亲就对我讲，这件事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于蓝同志都上门来说了。因为有父亲不许我们当官的规定，所以我也没有做官的思想准备。既然父亲这么说了，我只好对我爱人讲了这事，两人认真地商量了许久，反复衡量，我们确实不是做官的料，就很不好意思的婉拒了于蓝老师。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于蓝老师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绝对不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她是从事业发展的长远考虑，培养接班人。八十年代于蓝老师在自己亲手创建的童影厂领导岗位做得好好的，又正好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十几年的时间白浪费过去了，大家都习惯地将年龄减去十岁)，于蓝老师应该说是50岁，正是壮年的时候，但是她不是考虑如何坐牢这个领导位子，而是从长远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敬佩她的，她，才是毫无利己之心的大写的人!

后来陈锦俶老师跟我说，她说你能不能到我们童影厂来帮我们拍部戏，我说行，我欠你们情，我说我应该来。那时候陈锦俶老师好像剧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去找领导商量，把我借给童影厂拍部戏。但我每次去跟我们厂领导商量，不是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不同意。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也耐不住了，就去问我们领导，说为什么不放石晓华去童影厂？反正现在厂里也没任务给他。那位领导跟我朋友的私交还可以，领导就跟他说了一句“我不能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我那个朋友听后半天没听明白，后来领导就向他解释说，我不能把我们的好导演放出去给别的厂拍戏，他们拍了好片子，我们怎么办，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后来我那个朋友来跟我说，你也别再去找领导，你讲了也没用，厂长说了这句话，不能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我听了也没弄明白，后来朋友解释了我才明白。

其实我也知道各个厂出于自己本位的考虑，他绝对不会把自己厂那些骨干借给童影厂来拍戏，所以童影厂初期的影片的主创人员，大多都是什么学院毕业的学生，或者是从其它专业转过来做导演，原因就是大厂的本位思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童影厂当时起步之难！一个厂要没有这电影专业人才，它怎么弄出好东西？童影厂在起步的时候，她想招集这些专业人才，哪怕是借来的，都遭到这么多的困难，所以就可想而知，童影厂后来能拍出那么多好片子，那些得奖片，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第三个更感动我的事，是2007年在宁波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时一件突发之事。

关于办电影节的艰辛，形象一点说，那是于蓝老师和陈锦俶老师捧着饭碗到处去讨饭。宁波方面被这两位老前辈的精神感动终于答应办这个电影节了，而且都说好了顾秀莲同志来参加开幕式。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得都非常好，陈锦俶老师和于蓝老师都已经提前到宁波。就是六一前两天，北京来电话，顾秀莲同志因为中央决定要她代表中央领导参加北京举办的庆祝六一活动，因此不能到宁波来参加儿童电影节的开幕式，接到这个消息，电影节组委会一下子乱了夽。宁波市政府也急了，马上就跟陈锦俶说这怎么行，领导不来，我们怎么跟企业家交代？陈锦俶也急了，于蓝老师更是着急了，设身处地为主办方想，是很为难。于蓝老师当时身在宁波，只好到处打电话，请一些重要知名人士能来宁波补补台，救救场。但是由于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很多领导同志都事先有安排了，都不能来宁波参加开幕式。最后陈锦俶老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石晓华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請到某某。她说于蓝老师给这位同志打电话請他帮忙，于蓝老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给你跪下行不行。哎哟，一听到这，我真是眼泪都掉下来了。于蓝老师是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了儿童事业，她要给我们现在后辈当领导的人下跪   ......这个事我听了心里头真的非常的辛酸!!!我马上跟陈锦俶老师说“你别急，我尽我的能力”，我虽然人在上海远离北京中央各部委，人微言轻，有于蓝老师这句话，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给她们办成。北京一时也找不到大人物，没有办法了，就去找我们的领导，于蓝老师能跪下，我们也可以跪下。就这样子，我和谢总(鲍鑫)俩人又亲自到领导家里去求他，当然后来那位同志他也确实有别的事没有来。当时在外地出差的中宣部副部长龚沁瀚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答应五月卅一日工作结束，连夜赶末班飞机赴宁波，六月一日开幕式一结束他再赶回出差地。

这事虽然过去了，但于蓝老师那句我给你跪下行不行的话永远铭刻在我心上。这句话体现了于蓝老师对童影厂，对儿童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动了我们这一批人，紧紧团结在她周围为中国儿童事业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于蓝老师为了儿童事业，心中没有我，她把自己的一切拋掷身外，全身心的扑到儿童事业上。她名副其实是中国儿童心中的老奶奶。

以于蓝老师为首的中国儿童电影工作者，三十多年来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今天我看到江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盛况空前，从来参加电影节的外宾人数，从参展影片的质量，都比前几届大大的提高了，这就是希望所在，我觉得尽管岁月逝去，老前辈们的童心未泯，你们的梦想，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儿童电影事业的前进方向。也鼓励了后来者，克服困难，创造儿童电影事业更辉煌的新篇章。谢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不懈地奉献，儿童电影事业才有今天，这是我内心的话，谢谢你们！

1981年6 月1 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当年我告别奋战了八年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怀着对儿童片的浓厚兴趣，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两间房和六个人的小厂，在于蓝厂长的麾下当了一名马前卒，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十万元起家

童影厂成立之初，既无器材设备又无拍摄资金，拍片完全依靠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初，在全国妇联和康克清大姐的关怀下，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向童影厂赠款十万元。于蓝老师和大家商量后决定用这宝贵的十万元起家，带领我们独立拍片，投产《马加和凌飞》与《敞开的窗户》两部短故事片。当时的情况，拍一部故事片一般需要70万元左右的资金。十万元拍片无异于天方夜谭！但秉承了延安革命精神的于蓝厂长却淡然一笑，带领我们捧着童影厂这个“金饭碗”向社会各界化缘。功夫不负苦心人，爱子真情感天下！为了三亿六千万儿童看到新的儿童片，甘肃光学仪器厂折价售给我们摄影机；长春光学仪器厂赠送了变焦距镜头；保定胶片厂无偿提供“代代红”胶片；工程兵88711部队开来了发电车；北京儿童活动中心、北京火车站和北医三院等单位都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拍摄场地。

《马加和凌飞》是我和汪宜婉联合导演的。摄影师是陈锦俶（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调来，出于服务儿童的坚定信念，署名“魏童”，后来继任童影厂长）。为了既节约成本又确保质量，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陈锦俶带领摄影组自己打造器材箱。没有升降车就爬到大轿车顶上拍摄。汪宜婉带病坚持工作，一丝不苟。我兼职扮演凌飞的父亲，自然不取分文。剧中有一场孩子们乘火车到海滨的戏，按常规要租一节车箱，请一车群众演员，这要花很多钱。我们联系到一个夏令营，利用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的两个小时拍这场戏。一上车我们就立即教孩子们唱剧中需要的歌，教会了就立即抢拍。在火车进站前终于拍完了这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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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短片在六一节上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师生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影片紧凑、清新、有生活气息，以平凡小事歌颂了心灵美，树立了八十年代新少年的形象。

“小斗”长大成人了

1983年在于蓝厂长信任的目光下，我独立导演了第一部影片《清亮的小溪》。这部描写祖孙情深的故事片竟然赚取了无数观众的泪水，在当时节目尚属匮乏的中央电视台连播数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剧中小主角的扮演者们早已失去了联系。当年小斗的扮演者刘朝晖12岁，弟弟小明子的扮演者张志勇只有7岁，二人都在上小学。我想他们早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都生活得好吗？我多么想见见他们啊！这部影片是在四川邻水和重庆北碚拍摄的，小演员也是就地找的。《重庆晨报》的朋友们得知我的心愿后热情相助，在该报发表了《北京导演急寻“小斗”》的消息。谁知上午出报，下午就找到了！我飞赴重庆与他们重逢。刘朝晖和张志勇一同携妻带子给我献上鲜花，他们当年的容貌还依稀可辨，但都已过了而立之年，已为人父了。刘朝晖扮演的小斗性格倔强，他本人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告诉我，为了磨练和战胜自己，考大学时偏偏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科，选读了自己比较弱的理科，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硕士。如今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内科主任医生了，还多次参加我国政府派遣的医疗队，援助南太平洋的岛国瓦鲁阿图。小明子的扮演者张志勇当年拍外景时总爱坐在大轿车前排，羡慕地看司机开车。当时他曾说，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汽车司机。如今他果然当上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车。妻子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儿子长得虎头虎脑，两只大眼睛亮闪闪的，恰似当年的小明子！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家庭都生活得如此美满幸福，使我倍感欣慰！《清亮的小溪》虽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却整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秉承童影厂艰苦创业的精神，从1982年到1999年的十八年中我一共编导了九部儿童故事片和四部儿童电视剧。其中使用过的主要小演员有数十人，群众小演员更是高达数千人。如今他们都陆续步入了成年人的行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我没有联系。我常常想念他们，由衷地祝愿他们幸福健康！。希望有机会和他们重逢，共话今夕。

富大龙马上惊魂

1988年我奉命导演战争故事片《小骑兵历险记》，挑选年仅12岁的富大龙扮演主角连福。连福是解放军小骑兵，马术娴熟，而富大龙虽然自幼学了点拳脚功夫却从来没摸过马。为了确保拍摄，大龙刚到草原我就安排教练扶他上了马。瘦小的身躯和高大的枣红马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却一点也不怵。训练中，枣红马突然受惊，载着富大龙狂奔起来，穿过草原，越过丘陵，很快就消失了！把我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派人四处寻找。半个多小时过去后，富大龙骑着枣红马独自归来，已是汗流浃背，满面尘埃。他憨厚地笑着说：“导演，我会骑了！”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富大龙不用替身，独自完成了策马飞奔、雨中行军、摔下战马等高难度动作，并准确生动细致地诠释了人物性格，使影片大获成功，创下了当年儿童片售出拷贝数量最高的记录。

大龙上高中时，被我录取到童影厂艺术学校创作班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他和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摄的记录片《中日学生长城行》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获得各方好评。后来他顺利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并以全班总成绩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如今已是金鸡奖和华表奖的双料影帝。上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他和我紧紧拥抱却纳纳无语，憨厚如初，质朴如初。

王立平免费作曲

1991年我编剧并导演了奇幻故事片《荧屏奇遇》。通过角色进出荧屏，把古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因为特技多，难度高，投资少，经费十分紧缺。我请时任电影乐团团长的作曲家王立平为我作曲。他是我大学时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摄影爱好者。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奸细》时，王立平不顾天寒地冻，专程赶到冰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拍摄我们的工作情景。这回，当他得知我们剧组经费紧张后豪爽地说：“为儿童片作曲，我费用全免！”这使我既感动又忐忑。但王立平在创作过程中丝毫没有因为是儿童片且不收费而稍有怠慢。每完成一段乐曲都要虚心听取我和录音师的意见，认真修改，直到各方满意为止。

同样使我感动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刘笑梅。我们请她扮演自己的行当——剧中的电视台播音员。当她得知儿童片经费少的情况后同样爽快地说：“我不要酬金！”她不但认真地参加了前期拍摄，还认真地完成了后期配音。此后，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她熟悉的身影都会油然升起一份敬意。

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特级车间的老朋友们得知我需要特技镜头却又缺少资金后，同样热情地伸出了援手。他们当时也缺少先进的设备，不掌握后来才有的三D技术，于是土法上马，在特技棚内用钢丝吊起演员，拍摄并合成演员进出荧屏的镜头，反复试验，直至成功。车间主任只向我们剧组收取了少量工本费，并为画面不够理想一再致歉。

这部低成本制作的奇幻片受到了小观众热烈的欢迎。不久前我出国旅游。当导游得知《荧屏奇遇》是我编导的之后，双眼立刻亮了起来，激动地说：“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儿童片！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呢！”他真诚的目光告诉我，这不是虚伪的奉承。

开车奔赴西藏

1998年冬，我冒着严寒和缺氧来到景仰已久的西藏高原采访，创作了电影剧本《弹起我的扎年琴》。第二年夏天，我又率领摄制组奔赴西藏拍摄。那时青藏铁路还没有通车，都乘飞机又会超出预算。全组人员便分乘数辆大轿车、小面包车和卡车，拉上摄影器材、装备与行装，由北京出发，晓行夜宿，一路风尘，用了八天时间，从青藏公路开到拉萨，不顾高原反应，立即投入紧张的摄制工作。当时我的学长谢飞正率领摄制组在西藏拍摄故事片《益西卓玛》。他们全组往返京藏都是乘飞机的。谢飞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同情地说：“你们搞儿童片的真不容易！”我笑道：“早已习惯了！”

《弹起我的扎年琴》是一部歌舞故事片，描写三名藏族孩子历尽艰险到拉萨艺术学校求学的经历，把藏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和最美的景点都编拍了进去。为了真实地再现藏族的生活风貌和独特的歌舞艺术，剧中的全体演员及副导演、美术师、作曲、指挥、演奏、演唱、编舞等主创人员都聘请当地的藏族朋友担任。当年点燃亚运圣火的藏族小姑娘达娃央宗此时已经长大，当上了西藏艺术学校的舞蹈老师。我正好用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经历，把她编入剧情，扮演了孩子们走进艺术殿堂的引路人。达娃央宗依然美丽、纯真、开朗，十分敬业地完成了任务。当她得知儿童片经费紧张的情况，便和其他藏族同志一起自愿领取最低的薪酬。在西藏区委宣传部的热情帮助下，在藏汉两族同志的携手努力下，此片大获成功，荣获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广电总局共同颁发的“骏马奖”。

最高奖赏

1987年，我编导的《飞飞从影记》上映后不久，我骑车回家，在北影厂门口，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我面前怯生生地问：“叔叔，《飞飞从影记》是您拍的吧？”我停下车点点头。小男孩说：“谢谢您给我们拍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然后就羞涩地转身离去了。我心头一热，眼睛顿时湿润起来。没有大人的刻意安排，没有炫目的灯光、动听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这孩子发自内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孩子一定长大成人有了工作吧？他瘦小的身影至今还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历久难忘！这是对我这个儿童电影工作者的最高奖赏，胜过我获得过的所有奖项！三十年来，多少有作为的年轻导演在童影厂拍了几部儿童片后都改拍成人片了，因为拍儿童片名小利薄，难以出头。我之所以能够始终坚守这块阵地，和这个孩子的鼓励不无关系。

其实儿童片的创作领域是很宽广的，大有可为。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样式的儿童片我都乐于尝试。从题材上讲，战争片我拍过《小骑兵历险记》；农村片我拍过《清亮的小溪》；奇幻片我拍过《荧屏奇遇》；传记片我拍过《孙文少年行》、《少年林则徐》、《少年郑成功》等。从风格样式上讲，我的《小法官的证词》等是正剧；《万元惊梦》、《实习生》和《瓜王旗》等是轻喜剧；《飞飞从影记》和《荧屏奇遇》是现代与过去时空交错，喜剧与悲剧的结合；而《弹起我的扎年琴》则是轻松活泼的歌舞风光故事片。我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尽量满足少年儿童多种多样的欣赏需求，更好地为我的上帝——小观众们服务。

如果说，我在儿童片创作中取得了一点点业绩，和童影厂这块沃土是分不开的；和于蓝厂长及继任的历届厂长的信任关怀是分不开的；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恩师于蓝厂长在推荐我评为一级导演的信中深情地说：“卢刚确实是一位脚踏实地好学、肯于钻研的电影编导，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拍摄的儿童片均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深受儿童观众喜爱。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是出售拷贝最多的，符合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原则。”她热情的鼓励至今还鞭策着我多为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不敢懈怠。

我认为，儿童电影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给电影插上欢乐的翅膀，带领孩子们在真善美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用电影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是我此生最大的欢乐！

盼望童影厂浴火重生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辉煌过，曾经是中国儿童电影生产当之无愧的旗舰，曾经是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世界儿童电影的研究、交流、创作和生产中心，曾经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吸引了多少外国同行们羡慕的目光。但遗憾的是童影厂在改革的名义下已经消亡了，童影厂那座大楼早已拱手相让，大楼上面雕刻的一张张孩子们的笑脸，被一个一个地抠了下来，不知去向。他们抠的是孩子们的笑脸！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童影厂能够像凤凰涅槃那样浴火重生，重振雄风。但愿我这个希望不是梦想。

我是1987年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拍儿童片，但是后来我偶然拍了《月光下的小屋》之后，有人来找我说于蓝同志希望你去儿童电影制片厂。说实话我当时是犹豫的，因为当时正在搞《白马》剧本，北影厂的副厂长跟我说要是我不去童影厂的话，《白马》就给我拍，当时《白马》是一个很大的片子。

去了以后，我知道于蓝同志是童影厂厂长。我原来一点都不认识她，我觉得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她拍过《龙须沟》、《革命家庭》，我对这两个片子的演员印象最深。我在上影的时候，跟赵丹、舒适这些老演员在一起呆了一些年。我觉得于蓝演的这些戏非常的真，而且我总觉得她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她是真的爱她角色旁边的这些人。

后来我到了童影厂之后，我对她印象深刻。我们在房山拍片的时候于蓝老师来探班，我第一次接触于蓝老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微笑，她的眼神。后来我并没有别的更高的理想，对于儿童电影事业，我比于蓝老师的境界差远了，我就觉得没见过这样的厂领导。我刚从上影调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近十年的隔离，对领导我是敬而远之的。在我脑子里，我不大愿意跟领导打交道。但是于蓝老师让我感觉到，她不是我想像中的领导，她对我这样的工作人员，有点像对待孩子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我愿意做，我努力的去做，而且我自己觉得，通过跟她有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她把我过去心里边的一些童心重新焕发出来了。因为我整个的经历和我这个人的个性，我很自由散漫，很随意，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有童心的。所以我在跟于蓝老师的接触中，唤醒了我自己的一些童心。后来北影厂也有人跟我说过，你再回来吧。我脑子里不是毫无犹豫，但是第一，我觉得我做人不能那样，当初于蓝老师那么热情，那么真诚的对待我，我不能找个机会我就跑了；第二，我也确实觉得在童影厂有一种温暖，我在外面拍过很多戏，我在上影、在潇湘、在内蒙，在很多地方拍过戏，但是我感觉合作关系最融洽是在童影厂，这个跟于蓝老师还有陈锦俶老师，包括后面的有些领导，都很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在摄制组里没有别的，从来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什么为了利益你整我、我整你。因为于蓝老师她非常严格，甚至有时候很严厉，但她从来不会整人。她都是很诚心诚意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个片子要拍好，哪怕跟你们争论，哪怕拍桌子，哪怕很生气，但是她非常纯，她的目标就是一个，就是要把片子拍好，她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她真的非常爱童影厂的每一个人，这一点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所以我觉得在童影厂拍片子，资金很少，条件很差，但是一个很愉快的艺术创作过程。虽然创作出来的片子并不会得到多少名和利，因为儿童电影在整个影视圈里、在观众心里的层次都是比较低的。即使是现在，如果你是儿童片导演，在社会上影响力还是差一点。但是我看到于蓝老师，她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大演员，所有的人非常崇拜她，非常钦佩她的表演艺术，她还能够那么安安心心地、全心全意地来做这件事业，我们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地为孩子做一点甘于寂寞的事情呢？

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两次可以出去办公司，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拍自负盈亏的片子的人，也是第一个自己投资拍片子的人。那时候已经有人愿意给我搞资金，但是我接触了一下外面的人，觉得我不具备那个素质，我是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不善于去做那些，我还是愿意和我们童影厂的人一起安安心心地做点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于蓝老师影响了我们。所以有一个年轻的民营影视公司老板问我：“你说于蓝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她的信仰是真的假的？”我说她是真的，她真是真的。我说我还跟她吵过架呢，我还写过信，还跟她有过矛盾冲突呢！就我接触到的、我了解到的童影厂的人，我们不后悔，这一辈子为儿童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挺满足的。

最后我希望于蓝老师好好休息。您不能老是这么忙，您还是要健健康康地过个幸福的晚年，这是我现在对您最大的心愿！

尊敬的于蓝老师，尊敬的在座的各位前辈，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明天还有学生的答辩，所以必须得提前走。我其实非常愿意坐在这里听这么精采的故事，这是精神的感召。刚才我的眼睛都湿润了好几次了。我觉得提前走是我自己的损失。

应该说，是一种感动，也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召唤，让我走向电影研究，走到北大的讲台上。是于蓝及其一代人的电影精神，再一次带领我们以及青年学子走向于蓝及其一代人的电影。

就在昨天下午一点钟，在我为北京大学各年级各专业开设的《中国电影史》课堂上，我再一次向我的400多名学生播放了于蓝主演的《烈火中永生》。30年前，同样还是一个少年的我自己，在湖北江汉平原的农村露天电影场里，第一次看到《烈火中永生》。记得当时的我心潮澎湃，泪流满面。昨天下午，我仿佛回到了过去。

为配合这次放映，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给同学们发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新中国电影在北京大学的影响调查——以于蓝及其主演的影片为例”。我在课堂上一致强调，作为一个北大学子，作为一个李道新的《中国电影史》课的学生，你可以分不清范冰冰和李冰冰，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田方和于蓝。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

在一个多小时的放映和调查之后，我收到了327份有效问卷。我相信于蓝老师和在座的各位前辈也非常想了解北京大学的同学有关新中国电影和于蓝老师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于蓝你知道多少？回答者中，有206人不同程度上知道于蓝及其主演的电影，占63%，另外140多位同学写“完全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于蓝主演的电影有哪些？回答《烈火中永生》的有181人，占55%，另外，《革命家庭》、《龙须沟》、《林家铺子》等影片加起来不到10人。

第三个问题是，你因何时何地何种动机看过于蓝主演的哪一部影片？有50%的同学说是在中学的课堂上看过《烈火中永生》，另外有40%的就在北京大学的《中国电影史》的课堂上。

第四个问题是，看于蓝电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80%的同学写到“浩然正气”、“动人心弦”，10%的同学写到“演技纯熟”、“表演真挚、自然、专业”。

第五个问题是，你知道离开银幕后，于蓝做了哪些事？只有不到20个同学写到“从事导演、慈善公益事业和儿童电影事业”。

第六个问题，每个人写一句话送给于蓝及其一代电影人。

经过昨天的整理，我把其中的一些我个人以为很重要的话送给于蓝老师，及在座的各位电影前辈。

有同学写道：

“于蓝奶奶，感谢您为中国电影做出的不朽贡献，作为大学生的我们非常惭愧，没有对许多中国革命电影进行详细的观摩和学习，以后会多加补充，保重身体。也许对那个时代我们无法理解，但您的真挚表演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敬意。”

“很抱歉，老一代的电影人在娱乐的今天，我们或淡忘，或压根不知道你们，请你们保重。先驱是值得尊敬的，信仰及气度至今我便只能仰望，新中国因为你们才显得热血沸腾，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优秀影片。”

“是你们塑造了我们的父辈、母辈，你们的影像是一个时代的回声。有信仰的一代人，青春无悔，你们的青春将在银幕上永驻。有些精神可以通过光影穿越时空，您为90后的我们带来了当时中国炽烈的爱国热情，您给了我们认识历史，记住历史的机会。”

 30年前在农村的露天电影场里等待4个小时为看《烈火中永生》的少年，现在也已人到中年。面对90后的一代年轻人，我相信他们确实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于蓝及其一代电影人的感召。我始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好的电影，好的影人，更有好的电影精神。因为有这一代人共同的理想与信念，于蓝从平津走到了延安，也从舞台走到了银幕，更从表演艺术走到了她后半辈子为之呕心沥血、同样做出杰出贡献的儿童电影事业，这是一代人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大众幸福的共同理想与信念。

在国破家亡的乱世背景下萌生，在延安开始获得脚踏实地的践行，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于蓝的电影观念早在延安时期就伴随着文艺观念的形成而逐渐形成，而当她把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与对儿童的关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能以化育劬劳、德艺双馨为目标，将自己此前的表演艺术跟即将展开的新的儿童电影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分别，都是为了一份早已定下的执着和坚守，一种无法放弃的理想和信念。

如果说，作为表演艺术家的于蓝，更多是通过银幕形象的艺术魅力感染观众，征服心灵；那么，作为电影事业家的于蓝，便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加多样、寓意深刻的精神食粮，为祖国的未来和人类的前途承担应有的职责和使命。在这方面，于蓝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知，特别是在儿童电影并不景气的中国影坛，选择儿童电影事业无疑是需要一种献身的精神，好在这种为理想与信念献身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于蓝及其一代人灵魂深处的指向。这样的一种献身精神，无论何时何地，都永远令人敬仰。

向于蓝老师致敬，向老一代中国电影人致敬!

中国电影星河璀璨，说到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儿童电影史，不能离开于蓝，也离不开于蓝大姐。今天是“光荣与梦想——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开拓精神座谈会”，又巧合是于蓝大姐的生日。所以，我们在畅所欲言的同时，也由衷而自发地要为于蓝大姐庆祝她的生日。刚才，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陈锦俶大姐在发言时，于蓝大姐在旁边摸摸她，小声说，别再说了。后来又特意站起来讲，“不要再说我了”。这是于蓝大姐一贯的谦虚，她让我想起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大约是在三十六、七年之前，在西城区宝产胡同，我和部队的战友周肖一块儿去看于蓝大姐。那个时候她的处境很不好，正经受着冲击，我们见到她时，她留着朴素的短发，温和而坚定地和我们交谈，最后送到门口，淡然地笑着说再见。我出来就和周肖讲，于蓝大姐简直和江姐像极了，从容、镇定，微微笑着，那就是江姐最典型的表情。

第二件事。四人帮刚刚粉碎的那年，福建海岛女民兵的优秀代表洪秀枞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百废待兴，有许多社会、电影工作需要于蓝大姐去做。当她听说这位女民兵很想见到“江姐”时，特意叫上于洋大哥的夫人杨静大姐、总政歌舞团的魏风同志，还有我和周肖，陪同洪秀枞在天安门广场参观，并安排吃饭，整整陪同了一天。于蓝大姐对同志们的情感不是功利的，也不是礼节性的、矜持的、点到为止的，而是诚挚地、温暖地待人。这件事当时在《大众电影》上还登了一下，她的人品艺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件事。这件事让我遗憾至今。童影厂曾搞过一部影片，叫《来吧，用脚说话》，是我的好朋友王兴东编剧的作品。于蓝大姐说，让小翟来拍这个戏！我当时真是非常期待特别高兴。而且，于蓝大姐居然亲自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借调我。可是，当时的厂领导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同意。结果，我和于蓝大姐、兴东，和儿童片终是失之交臂。但是，由此也种下了我的儿童电影的情结。不为别的，就为于蓝大姐的信任，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在心里。

第四件事。那是一年的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在匆忙赶回家，包饺子，买元宵，要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而于蓝大姐领着田华大姐、陈锦俶大姐、朱小鸥大姐还有我，我们这一行老的，去看望位于北京南郊天堂河少年管教所里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过个年。那些孩子们犯过错误，面对管理有时也想不通，叛逆心理极强。在家家团圆的这一天，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意外，也仿佛见到爷爷奶奶般，那份感动，是发自内心的。我想，心暖了，就能好好学习，还能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

还有一件事，于蓝大姐出了一本书，名为《苦乐无边读人生》，她赠了我一本。我是连夜一口气读完的。她的艺术经历、情感经历、战斗经历，那些个苦都让她化为了乐，就是乐观。后来有个机会见到于蓝大姐，我给她敬了一个军礼。我说：“于蓝大姐，说真心话，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一种力量、一种榜样、一种高风亮节！”

于蓝大姐，我们都叫她大姐，这个称谓，在咱们国家，是对为各项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一辈女同志的尊称、爱称。我的母亲今年93岁，于蓝大姐您今天是九十周岁，比我母亲还小三岁呐，所以您还是小妹妹。而于蓝大姐、田华大姐从来就没有叫过我什么翟导演，都是小翟、小翟地叫着，我听着也很亲切。那咱们这两个年轻的老兵，一起再做一部儿童片吧，我们不放大话，号称票房破亿，只是摸准市场，注意质量，找到儿童的关注点，我多么希望这部影片的那个片头，仍然是我们所喜欢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今天是于蓝大姐的生日，请大家一同为她祝福，祝于蓝大姐健康长寿！我们愿意与您一起，在中国儿童电影这片蓝天下，飞得更高、奔得更远！

现在大部分孩子们看不到蝌蚪了，只能喝瓶装水，看不到那清澈透底的小溪，看不到甩动小尾巴的蝌蚪，只能从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里认识青蛙的童年了。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有幸遇到了于蓝这样的母亲般的导师，指导我创作儿童电影，引导我走向生活，教导我们从艺的道德。我从《飞来的仙鹤》、《狼犬历险记》一部部儿童电影剧本写起，一直到今天写了《建国大业》、《辛亥革命》28部电影，从蝌蚪长成青蛙，回溯游程，每一步都有于蓝老师的关爱。

记得1985年于彦夫、张圆导演听说我在辽宁抚顺采访一个“男妈妈”，青年未婚男工收养一个女弃婴的故事。于彦夫、张圆夫妇帮我出点子，用了12天，我和王浙滨写出剧本《鸽子迷的奇遇》，两天后传来好消息，于蓝同志召开儿童电影厂务会，剧本审查通过了，让我们和导演去云南采外景去，这是我从事35年剧本创作中通过最快的一部！

当时云南边防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于蓝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能不能写一个边防军人和孩子的故事。我接受重任，带上儿童电影厂的介绍信，直接深入到云南省军区参战部队，见到了许多前线的伤员，采访参战人员的后方家属和孩子，离战场近了，对战争有独特的感受，对军人的后代也更有情感了。

《我只流三次泪》剧本初稿拿出，于蓝不满意，她不是像当下所谓的“制片商”一脚把你踢开，另起炉灶。而是把我和浙滨带到了大导演水华家里，水华在耐心地听了我们去前线的采访和自己的感受。最后，他一锤敲定，锁住父子情来写，凡是与之无关的都删掉。水华还讲了自己的一个细节，中学时他父亲去世了，当男生上厕所撒尿，站成一排说说笑笑，当看到他的鞋面上绷着白孝布，顿时无语，父爱是心路里的灯。艺术需要点拨，蝌蚪需要引路，为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于蓝引领我们走近水华。

还是为了修改这个剧本，我们住在长影十一宿舍六楼，有人早晨8点多钟敲门，开门一看。我惊诧了，是于蓝和陈锦俶从北京到长春来了，患过乳癌且年近七十岁的人，爬98阶楼梯呀！于蓝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影协副主席，对于我这样年轻的编剧如此关心，怎能不让我感动，怎能不让我激情满怀地写好剧本？这是大师对弟子的指导，这是前辈对后生的传递，对艺术的执着、对工作的负责、对同志的平等、对年轻人的关爱，如薪火一般悄然传递。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小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在于蓝博大无私的情怀呵护下，成长的路线没有偏向。《鸽子迷的奇遇》在印度第五届国际儿童电影节得了金章奖；《我只流三次泪》得了政府奖，我和浙滨还得了第三届童牛奖优秀编剧奖。两部影片的导演均已离世，和导演合作的美好记忆冲印在长长的胶片里，于蓝老师传授写剧的经验和从艺的道德成为我们一生的路标。她是来自延安的艺术家代表，她把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证明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给我，我曾是他们作品的被感染者，如今我用剧作再传染更多的人。

当我从小蝌蚪编剧成长为知名剧作家之时。于蓝老师请我在儿童电影创作会议介绍经验。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于蓝老师由录音整理手写的三万多字我讲座的整理稿。天哪！让我受宠若惊，七十多岁的于蓝是怎样听着录音整理出来的，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份笔记。我不是她的儿子，她对于我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去看，直率地发表批评意见，甚至我写的话剧《北平、1949》她不顾年高体弱也要去剧场观看。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小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正是电影界里像于蓝这些清纯如水般心灵的老前辈，哺育着滋养着我的创作细胞，使我成长为剧作家，成为国家参政议政的委员。感谢慈母般的于蓝，在她七十多年电影的创作中，创造了“于蓝精神”，这就是她对电影事业，对孩子们，对年轻人的真爱与负责，她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如一地体现在电影向孩子们传播真善美的使命之中，于蓝精神是在中国电影创造中生成的宝贵的文化品格和财富，我有责任传承下去。

我第一次跟于蓝见面，是拍《烈火中永生》的时候。我是电影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老师说你们学电影得到组里去实习，放暑假谁不回家谁就去跟组。我正好跟的是《烈火中永生》，我到组里第一天，就拍的场地外景，江姐在风雨之中看见彭松涛的人头，剧组场记鈕立三说，你们这帮同学里谁会说四川话？当时我们电影学院去了十几个人，一个同学，一个我，我是重庆生的，我们俩就举手，鈕立三说行，你们俩去打扮打扮。你们现在看《烈火中永生》，刚开头不久，于蓝老师迎面走过来，两个农民的背影议论纷纷，说不得了了，人头都挂那儿了，然后她就很怀疑的回头看了一眼，那就是我。19岁的郑洞天，看不见是背影，有一点点侧脸。但是没想到就这一看，从19岁到现在，我成了于蓝老师从她的崇拜者一直到她很亲密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个缘分，或者说是一种情怀。

这个会如果说的是童影厂的前10年，我可以说我是在前10年几乎是最后一部为童影厂干的活。1991年春天，马崇杰，还有孙永田，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拍了《人之初》，原初剧本是于蓝老师跟作者，那个作者已经好几年前就给了于蓝老师，但是于蓝老师一直说我要给你找一个导演，结果到1990年的时候她才说，说让我去拍这个片子，就是《聂耳的童年》。然后我一看这个片子，要展现20年代的昆明，以当时童影厂给的投资资金拍不了这部片子，而且我希望拍成非常精致的一部作品。

后来于蓝老师和陈锦俶就说，经过讨论决定给我，当时童影厂一般片子给90-95万，说给你这十年来我们给每部片子最高的一个投资，给105万。后来做后期的时候，我说这是一部音乐片，因为是《聂耳的童年》，能不能做SRD的，那个时候SRD刚刚开始，就是立体声，双声道立体声。于是又要加钱，最后这部片子加到113万，这个可能是童影厂前10年最高的预算。还有，那年我们剧组是春节前去的昆明，过春节的时候，童影厂突然告诉我们说于蓝老师和陈锦俶老师要到组里来，我估计这前十年的每个春节她们都没在北京过，因为第一个春节她们去了云南，第十个春节她们到了昆明，到了玉溪，那时候我们组在玉溪，就是春节那几天她们两个人一直跟我们全组的人一起在玉溪，我们一天也没有休息，就接着拍，当然由于她们的到来，我们摄制组有了会餐。

但是更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关怀，除了投资以外，我们选了一个景，要恢复20年代的昆明，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儿，结果有一排电线杆子，现在电脑就可以扫掉，当时没有这个技术。后来就打听说拆这个电线杆子要多少钱，当地供电局说一万一千块一根。最后我们设计来设计去，说只要拆三根就行，打电话回厂里，然后她们两位又一次说特批。我后来又说这个电影要做动画，就是聂耳的妈妈给他讲故事这段，我全部要用动画，于是又是一笔钱。后来好多年轻导演说，我们在电影里用动画，我1991年就在中国电影里用过动画了，这都是在她们的关怀下完成的。

因为我们青年厂很小，所以我有很多片子是给别的制片厂拍的。我第一次给童影厂拍片子，从于蓝老师为我选剧本，到后来再修改这个剧本，以及决定这个影片整个风格和拍摄过程，感觉到好像不是我给谁打工，是全厂在跟我一块儿干一件事，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我跟她们就那一部戏，就到今天的交情。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特别细节的交往，她让你感觉，你跟她干，或者你为这个事情干，你不可能不全心投入你的全部精力，它是一个事业。我相信很多外厂的导演，凡是给童影厂拍过戏的，都是这个感觉，我也跟他们交流过，像卢刚都拍了18部了，他们的感受一定更深。当时我的副导演马崇杰，后来也成了童影厂很优秀的导演。

陈锦俶老师刚才说，童影厂从30年前的一个人一块牌子，怎么现在又变成一个人一块牌子，我简直震惊，真是这样，她说得一点都没错。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怎么会出现这么荒诞的一件事，我太奇怪了，所以这两天其实研讨会上，大家所有的发言当中，除了表示了一种殷殷之爱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带着忧患意识的。田方老师、于蓝老师他们对于我们是什么？虽然我现在也快不干了，但是我会跟我的学生，跟更年轻的人讲。说我们矢志不渝的去热爱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而奋斗，是因为它很崇高，它是一种事业，甚至于它包含了我们的艺术理想。

我们进了这个事业以后，我们认识了一批人。人的一生，长大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跟你干同一件事的那个人，值不值得你尊重，值不值得你和她交往。这些人决定了我们也愿意像她们一样来对待这件事，就像她的儿子和他们同班同学，现在都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院长、系主任等等，他们有一次跟我讲，说郑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已经安心于这个教学岗位了吗？我们就是看着你、谢飞这些人，怎么就这么喜欢当老师呢？这是真话，他就是这么说。因为一开始让他们留下来做老师是不太愿意的，他的同学都是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但是他就那么乐意当老师，然后他就当了。那现在其实他们已经在影响比他们更小的年轻的老师，就是他们的学生。我跟这个事业的关系，其实真是田方老师、于蓝老师她们这样的一种传承，这个人的情感的传承，是通过细节来感受的，这个是最牢固的，不可改变的。虽然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对中国电影今天的发展忧心忡忡，但是我们仍然还要为这个事去熬心费力。因为它会改变，这10年就证明，只要有一波人一块有同一个目标，用一种精神在那儿干活的时候，这个事是能干出来的。那10年的困难，应该说比现在要困难，但是那10年有个好处，就是还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克服的，现在有一些事是谁都克服不了了，那不是钱的事，也不是某一个领导所能决定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我就觉得以后，比如电影学院的开学典礼，我们每年开学典礼都有一个叫入学教育，以前经常我被找去做入学教育，就讲讲电影学院的传统怎么怎么样，我讲了几次就不好意思讲了，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光荣的事，因为这个学校已经越来越好像不那么像学校了。我想以后应该把这部片子当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就是看看前辈的中国电影人曾经怎么干的，这个还不是30年代、40年代，是很近的人，这些人大多数还都在，你要再听详细，你还可以把她们请来讲。

我和谢飞拍第一部片子《火娃》的时候，水华导演正在拍《伤逝》，我们在洗印车间里每次送样片的时候，就发现样片都堆到一个走廊里，那时候洗印车间也很惨，我们这个片子大概一共是10几本样片，水华那儿就三、四摞，当时大导演也就是1：3，我们是1：2.5。结果片子还没拍完，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北影厂的领导在开会，咚咚咚，有人敲门，然后一推们是水华，水华当时是北影总导演，说找汪洋厂长，汪洋说“哎呀，快进来，快进来，说你什么事”，水华说“我问你一本胶片多少钱？一本底片多少钱？”，汪洋说“你干吗问这事，拍了一辈子电影，你也没问过。”水华为什么有这么多底片呢？就是说他拍的戏，他拍的方案多，于是厂里就特批了他若干个比例，但是就那样他仍然认为拍的不满意，他还要改，然后他就说“我实在不好意思跟厂里再申请胶片了，我能不能拿我的工资买一本胶片，我有一场戏想重拍。”这个故事和墙角的那三摞胶片，我后来在电影学院讲了很多次，我说这就是一个导演。后来有一次在一个会上讲了，然后被《读者文摘》给转载了，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接触的上一代电影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才能造成我们这一代人至今一说起中国电影的事，我们就有一种不能推卸，它就是你的事，它已经跟你的人变成一样了，这个就是因为看见了于蓝老师她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一辈子。

那么我希望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会，能够变成更年轻一代，甚至于有其他的方式，一代一代的能够传下去。这样的话，中国电影不管有多少的难处，或者将来还会有多大的折腾，那总有一批人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为中国的观众拿出更好的东西来，特别是为我们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我今天最大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