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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纪念于蓝会长专刊

发布时间:2020-07-13  来源: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浏览次数: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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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名誉会长、新中国七十周年荣膺“最美奋斗者”称号的于蓝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她为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中国儿童电影人前进。今天我们把十年前学会在于蓝同志90寿辰当天举办的”光荣与梦想-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开拓精神座谈会”上各位中国儿童电影人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共同缅怀于蓝同志为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座谈会是2011年6月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期间在江阴举行的。老一辈电影人、著名的儿童电影工作者陈锦俶、文馨萍、朱小鸥、徐家察、王兴东、奚珊珊、陈澈、卢刚、张郁强、石晓华、郑洞天、翟俊杰、林阿绵、李道新等做了精彩的发言,侯克明、康健民、饶曙光、徐冬青分别代表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江阴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致辞并祝贺于蓝同志90寿辰。

光荣与梦想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开拓精神座谈会


01


编织五彩梦热血丹心谱

——新时期儿童电影事业开拓精神礼赞

侯克明

各位儿童电影协会的老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举行一个座谈会,因为在30年前有一位当时已经60岁的老人,她接受了中央领导的任务,创建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随后推动了我们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的辉煌。那么这位老人就是坐在我们面前的于蓝老师。


三十年前,以于蓝老师为首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听从党的安排,毅然投身儿童电影事业。他们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俯下身子倾听孩子的心声,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儿童电影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创立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和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拍摄出了一大批广大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优秀儿童片,带出了一支专业的儿童电影工作者队伍,将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八十年代创造了中国儿童电影的一个辉煌时期。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岁月。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意气风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国电影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掀起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二个新高潮。于蓝等老同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从事儿童电影工作的。当时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临时盖起来的简易房里办公。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凭着对孩子们的热爱,凭着对教育下一代紧迫性的认识,老一辈儿童电影工作者们不怕艰苦、不畏困难、开拓进取,终于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开创儿童电影事业的重大胜利。可以这样说,热爱事业和艰苦奋斗是八十年代儿童电影创业者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创办儿童电影事业对于于蓝和她的同事们来说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他们积极向教育工作者学习,深入到儿童中间,了解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艺术教育规律,努力把儿童片拍得好看,具有童心童趣,适合孩子们欣赏。同时,于蓝和她的同事们放眼世界儿童电影创作,积极走出国门,努力让中国儿童电影与世界接轨,将国外先进、优秀的儿童电影理念引进国内。


最近,于蓝老师几次与我谈起他们创业时的情景,她反复强调:“八十年代儿童电影的辉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许多事情都是我们大伙一块干的,绝不能把功劳都记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说我还做了些事情的话,那就是团结人。我认识的人多一些,我把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艺术家、教育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我们搞儿童电影的人,都团结到一块,共同干一番儿童电影事业。”作为老延安、老革命,于蓝老师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同时,她团结同志、共同奋斗的精神,更是我们儿童电影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心系儿童,放眼世界,热爱事业,艰苦奋斗,团结合作,开拓创新,在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于蓝等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用他们的热血丹心谱写了华丽的儿童电影篇章,为孩子们用电影编织了五彩梦。


今天,中国电影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我们有必要重温八十年代儿童电影创业时期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向老一代儿童电影工作者学习,依靠党的好政策,依靠社会支持,努力奋斗,牢记使命,积极进取,开拓眼界,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在新的世纪,创造中国儿童电影新的辉煌。



02



中国电影家协会致辞

康健民


敬爱的于蓝老师,敬爱的中国儿童电影拓荒者,老一辈的电影家,尊敬的各位领导和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在江南明珠江阴召开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开拓精神座谈会,又是正值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举办期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全国的6000多名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向会议的举办表示祝贺!


刚刚我听了侯克明会长关于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历程的介绍,非常感动。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在电影资料馆召开的田方和于蓝老师的电影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所以我想,中国儿童电影一路走来,真的是在座的各位老艺术家们、拓荒者们,还有全国的儿童少年电影工作者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所以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才有了如此繁荣的局面。我特别高兴的是,再过几天是我们敬爱的于蓝老师90岁诞辰,我记得是6月7号,今天是3号,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们查的时间,我们赵实书记对此十分关注,来之前专门让办公厅给我打了个电话,6月7号就是说赵实书记做安排,要到您家里面去祝寿。


看到于蓝老师我充满了感慨,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那一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于蓝老师荣获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曾经在儿童电影《苗苗》中扮演苗苗的李羚朗诵的那一段讲到了于蓝老师,您不光在银幕上创造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感染了几代中国人,润泽了几代中国电影人;同时您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开拓、创新、繁荣、发展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更让全国的电影工作者对您表示崇敬。


我想我们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天职是联络、服务、协调,儿童电影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次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在江阴召开,这是中国儿童电影工作者在这里的一次重新集结,紧紧抓住“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发展的极好机遇,促进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


我代表中国影协主席团,第一要祝福我们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业者、创新者,祝福在座的各位老艺术家,祝你们健康长寿;同时,我也要祝福一直守着寂寞,默默的耕耘在儿童电影这块土地上的少儿电影工作者们,谢谢你们;最后我要表达一个祝愿,就是祝我敬爱的于蓝老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感谢您对中国儿童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


03


中国电影资料馆

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致辞

饶曙光


于蓝老师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永远探索的一生,她在银幕上为我们塑造了众多难忘的,至今仍然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给我们以精神的滋养。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的银幕形象之外,我个人特别欣赏于蓝老师在《翠岗红旗》里面的表演,因为那里的表演更富有魅力和人性化,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后面的一些思想的影响。这些艺术形象,至今仍然给我们晚辈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更重要的是,于蓝老师为我们中国儿童电影四处奔走,她对儿童电影的热爱和奉献,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儿童电影的创作队伍,包括像尹力、冯小宁这样的年轻导演,都是在于蓝老师的亲切关怀下开始了他们的创作历程。


那么众多新时期的优秀的儿童电影作品,都跟于蓝老师分不开。在今天来看,我们应该对于蓝老师为儿童电影事业的奔走呼吁,有一个更宏观的认识和评价。因为这其实是在为我们整个国家健康的电影文化在奔走呼吁。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电影大百花园里如果没有儿童电影,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园,从更高的层次上,一个民族健康的电影文化是从儿童电影开始。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于蓝老师和前辈艺术家们的努力和奋斗,在今天有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中国电影有了一百个亿,近七年的电影产业化改革,使我们的电影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对于电影市场体系建设,我们的电影文化体系建设出现了短板,这是当前我们电影文化生态不可忽视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健康的电影文化建设应该从娃娃抓起,所以我们想于蓝老师和老一辈艺术家们对儿童电影的呼吁,其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局限于儿童电影,因为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是一种软实力的建设,尽管它不可能像电影产业那样用数字、用票房来衡量它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儿童电影决定中国电影文化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今天太有必要培养我们未来的观众群体。大家对儿童电影也谈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昨天我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归为十六个字,希望大家来共同推进儿童电影的发展,这十六个字就是:市场运作、政府扶持、全民推广、儿童受益。我特别强调“全民推广”,因为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家长都要负起他们的责任来。


儿童电影要健康发展,就需要在传承和坚守中不断创新,而创新并不是空想,除了我们要借鉴国外儿童电影创作的先进经验之外,还要更多的研究我们自身的优秀传统。


向于蓝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儿童电影工作者表达敬意,你们为儿童电影事业拼搏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薪火相传、代代相传。



04


江阴市政府致辞

徐冬青


尊敬的于蓝老师,各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在这里各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他们为中国儿童电影开拓奋进的光辉历史,共同畅谈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美好前景。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江阴我们十分爱戴的于蓝老师迎来了90岁生日,和我们一起分享90年的风风雨雨。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们感到无比感动和荣幸。


我想这种学习不仅是让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电影起步、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于蓝老师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的身上,从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电影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经历中,体会革命的艰辛,学习奉献的精神,坚定发展的信心。在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中放飞美好的梦想。


我们深深的感到,不管是现实中还是影片里,于蓝老师崇高的理想,敬业的精神,会让我们好好学习。于蓝老师的人生阅历丰富,历经坎坷令人敬仰。她年轻时就树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高尚的革命信仰,她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坚强地扛起文艺这把抗战利剑,她演出的一部部电影感动了无数观众,感动了一代甚至几代人,也感动了那个时代。应该说我小时候就是看着于蓝老师电影长大的,现在回过去看看,《革命家庭》中的妈妈,《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还有《龙须沟》中的程娘子等鲜活的银幕形象深深的埋在我的心里。


我想这对每个观众来讲都是无比珍贵的。比如说一提到江姐,观众一定会马上想到,银幕上于蓝老师坚定不屈的光辉形象,这是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最大的收获和财富。于蓝老师在影片当中塑造了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经典记忆,源自于她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追求、对艺术的敬重,用于蓝老师的话讲就是“革命人演革命电影”,这也正是支撑于蓝老师电影艺术事业的生命和灵魂。


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于蓝老师高尚的人格,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在于蓝老师身上感受到崇高的人格魅力。于蓝老师从影一生,为艺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硕果累累,她为人高风亮节、真诚谦和、淡泊名利。我们在于蓝老师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意志,于蓝老师虽然已经耄耋,满头银发,但是乐观豁达,虽然经历了“文革”的重重考验,她始终保持着对信仰的追求。我们在于蓝老师身上感受到无私的奉献精神,从60岁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中,而且一干就是20年,今后还一直关心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一直关注少年儿童的快乐成长,成为中国儿童电影的垦荒者。她把晚年无私奉献给儿童电影事业,四处奔走,多年操劳,无怨无悔,由中国银幕上的红色母亲,成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好母亲,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感动和崇敬。


应该说,江阴市委市政府承办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我想离不开于蓝老师这种高贵的品格。近年来我们江阴正在全面推进幸福江阴建设,江阴也是在全国率先提出进行幸福社会建设的这么一个城市。幸福江阴建设主要就是“五民五好”。简单的讲就是五个好,我们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追求人人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天天都有好心情、处处都有好环境、个个都有好身体,这就是幸福江阴的建设目标。


我们坚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靠科技,一个城市的影响力靠文化,充分挖掘江阴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底蕴,充分发挥文化教育文明,引导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到文化事业投入到位,文化产业改革到位。


2010年江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了116亿,占到GDP的比重超过了5.8%,文化成为江阴城市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去年我们和康健民主席友好合作,承办了第1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今年我们又和侯克明会长一起合作,承办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充分放大电影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进一步推动江阴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一点应有的贡献。


“十二五”期间,我们发展的目标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推进人的现代化,提高市民素质,打造学习型城市,形成开放包容、核心进取的社会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向于蓝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电影为小朋友们感受快乐、认识世界,学习成长,开启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我们将更加关注儿童,关心下一代,让我们的儿童在优秀儿童电影等文化作品的熏陶下,幸福快乐的成长。我们也将继续重视文化、支持文化、发展文化,做强文化事业,做大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的感谢各位领导、各位艺术家对江阴的发展关心和支持,我们也衷心的感谢于蓝老师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为我们今天上了一堂生动的一课。最后衷心的祝愿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祝各位来宾、艺术家们幸福安康!与此同时,还要衷心的祝愿我们敬爱的于蓝老师90大寿生日快乐、健康长寿!谢谢大家!



05


火热的中国共产党人

于蓝


九十老人欣想往事,无限激动。


回顾中国电影史,我们前辈拍摄的第一部长篇电影故事片,竟然是《孤儿救祖记》,我想这是他们对儿童发自内心的关注与同情,并把社会变革的期望寄托给未来。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拍摄的《迷途的羔羊》和《三毛流浪记》等影片,左翼文化先驱们也都是以孤儿的悲惨生活来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深切地关注着国家与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当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虽也经历了“四人帮”统治的时代,但是由于党和社会的关注与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更是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儿童影片!像《鸡毛信》、《祖国的花朵》、《红孩子》、《马兰花》、《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闪闪的红星》等等。这些影片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并影响着一代代儿童少年的成长!

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到来,春风劲吹、大地重生。在祖国遭遇“四人帮”破坏、百废待兴的时刻,党中央高度重视儿童的教育与成长!人民大众广泛呼唤:要救救孩子!这时文化部响应中央号召,决定建立一个专门为儿童生产影片的电影制片厂,这样在1981年的6月1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诞生了(1987年改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那时就有这么一批人听到了党和人民的呼唤,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些人都是火热的共产党人(当然也有非党的同志参加,但是他们也是按照共产党人的要求去做的),这些人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其实他们当时还不太明白这个事业的“界定”,但是他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学着盖房子、学着报户口、学着找投资------有人很聪明地找到了办法,先借贷后还账,像跟器材公司、光学公司、胶片厂等单位先借器材、灯光、胶片等等就拍起影片。拍好影片卖了影片还了账,还有剩余的资本,这就成了儿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全部资金。在这个过程里,这一群人学会了一切本领。再加上广电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全国妇联、团中央五个部委的支持与帮助,中国的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终于建成了!


以这个儿童电影厂的建成为基础,还团结了一批热爱儿童电影事业、并乐于奉献的同志们,组成一支优秀的儿童电影创作队伍和理论队伍。他们不仅深入生活而且还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因而当时很快地拍摄了大量的优秀儿童影片,并且在儿童电影理论上也有所建树。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时期就形成了儿童电影的繁荣景象!这又为以后的儿童电影发展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现在,我衷心地为这些火热的共产党人欢呼,向他们致敬!


06


童影厂成立三十年感怀

陈锦俶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从建厂到今天整整30年了,我的心情既激动兴奋,又感慨万千。30年前的工作生活值得怀念。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原来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就是扛摄影机的,然后于蓝同志成立儿童电影制片厂,就把我从新影调到了童影厂,我当时也很兴奋,因为我想,到童影厂还是可以搞故事片摄影的。但童影厂建厂初期一穷二白,电影局只拨给了建厂资金,没有生产资金。于蓝同志提出了边生产边建厂的创意,我很支持,希望能尽快生产影片。那时候拍一部影片最少也得四、五十万。在这种情况下,于蓝把启动生产的任务交给了我。一开始我想先拍两部短片。


首先是组建摄制组,在没有生产资金的情况下,没有摄影机、没有胶片,我们采取了赊购的办法。先到甘肃光学电影机械厂商议,赊购一台国产电影摄影机和镜头;然后又到保定胶片厂商议,我们为他们的代代红胶片做试验,请他们给我们一批胶片。


但是代代红胶片感光度比较低,拍室内景需要大量灯光,我们都没有,就需要一些高感光度的胶片,但那些都是进口胶片,需要钱买。我就想办法去募捐。我听人说中国新闻社刚进了一批高感光度的伊斯曼进口胶片,我就找到他们的领导,希望他能够支援我们一些高感光度的胶片。开始他们不愿意支援,没办法我们只能去磨了。我和郭玲玲同志,两人一大早去该领导家门口等。第一天去,领导早早就走了,没堵上。第二天我们就早点去,7点就到了他家门口,他一出门就让我们给堵上了。他看我们都是女同志,挺不容易的。我跟他说,进口的高感光度胶片现在不用将来到期也全都报废,他也知道,最后给了我们十盒伊斯曼胶片。


机器和胶片都有了,就可以组建摄制组了,两个摄制组都是我摄影。一个组由老演员史林挂帅任导演,影片名字是《敞开的窗户》;另一组的导演是汪宜婉,片名是《马加和凌飞》。为了节约成本,两部影片都是在北京拍摄,我们出去采访都是骑自行车。拍完以后是定价收购,定价收购就是所有影片,不管你投资多少,当年都由中影公司统一收购,每部影片70万元。两部短片算一部长片,赊购摄影机的钱需要还,七扣八扣,最后剩下40万元,为童影厂积累了第一笔生产资金。


后来我们连续拍摄了一些儿童影片,多部获得了国内外的奖项,包括金鸡奖、百花奖,而且还在柏林电影节获了奖。大家都抱着一种为儿童服务的精神,全心全意地奉献,从没有拿过酬金,在于蓝同志的精神感染下,我们在困难当中不觉得困难,非常乐观。童影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1984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成立,这是于蓝同志提出的,她认为光靠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每年五部影片无法解决孩子们看电影的问题,还要有一个能够团结其他电影制片厂、其他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来充实儿童电影队伍的组织,学会成立的宗旨就是要团结更多的影视、教育人员,来共同繁荣儿童电影事业,光靠我们单枪匹马做事不成。1984年我写过一个儿童电影改革的建议,我觉得既要解决影片质量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市场问题,市场是企业的生命,没有市场企业就不能发展。所以我提出成立了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把优秀影片输送进校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和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对儿童电影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了不少突出的贡献,而且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


后来我们提出做一个儿童片的评奖,大家就说要叫“童牛奖”,“童牛奖”的用意是培养儿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培养儿童电影工作者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这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我们设立了这个奖。1985年5月,首届“童牛奖”颁奖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个奖对提高我国儿童少年电影的创作水平,为广大小观众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少年电影,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9年,我们创办了第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而今这个国际儿童电影节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影响很大,通过这一平台,我们既拓宽了视野,了解了国外儿童电影的发展现状,也为中国儿童电影走向世界开辟了新局面。


但是,后来我们也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了。我可能对市场经济的概念理解得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儿童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公益事业而不是功利事业,要靠儿童电影赚钱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我的认识不一定正确,但把儿童电影强行并入市场运作中,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很难生存的。这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在国外也是如此。我亲历了童影厂的艰难初建和她的蓬勃发展,对童影厂、对一起奋斗的同事有着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而今,看到当年在于蓝同志领导下的童影厂,又成了一块牌子,一个人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心里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凉和酸楚……。(“一块牌子,一个人的儿童电影制片厂”指1981年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任命于蓝同志为厂长,文化部向于蓝授厂牌——编者注)。


兼并以后对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但是我后来又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虽然童影厂被兼并了,但是很多民营公司都在拍儿童电影,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民营也好,国营也好,只要愿意从事这项事业都能做出成就来,近两年儿童片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我觉得下一步工作除了进一步为孩子们选出优秀影片,还要把这些民营公司的创作人员组织起来,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儿童片的了解,掌握儿童片的规律,请一些儿童教育家和儿童理论家对他们进行理论灌输,也要帮助他们组织儿童片的拍摄。我相信在竞争当中可能会提高我们的儿童电影水平,所以我现在反倒不觉得失望了。


我在解放后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尽管一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家庭也受过冲击,但是革命给我的教育始终支持着我,在任何困难前我都充满希望。我在中央组(拍摄中央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工作组——编者注)工作中见到了这么多伟大、杰出的人物。他们给我这么多影响,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因此我觉得我的一生是非常幸福的,感谢命运,感谢我身边像于蓝这样的好同志。

我相信生活总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发达,因为社会是在不断进步,这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所从事的儿童电影事业也会在众人的努力下蓬勃发展,我相信是这样!



07


于蓝和我的情缘

文馨萍


蓝色小桶把线牵,

干校先遣队结缘,

创建童影厂心连心,

满园春色百花开,

老骥伏枥心欢畅,

革命情谊万年青。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影厂办工作,田方同志任副厂长,那年于蓝同志从莫斯科电影节获奖回国,到厂里来看田方,竟送我一个从国外带回的一个儿童玩的蓝色小塑料桶,我有些意外,我们从没接触过,她怎么知道我有个小女儿呢?短短几分钟的相处,于蓝同志的温雅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丝毫没有名演员的架子,和田方同志真般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总之,初次印象好极了。


时隔七、八年,1969年底,作为五七干校先遣队到黄村的任务是盖房子,在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上盖宿舍。先遣队大部分是男同志,只有三位女性当小工,我从“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于蓝的榜样,生火、压井水、担水、和水泥灰,然后用土建专用的长柄大勺,一勺一勺地连续举递到高架上,让师傅们砌墙。在又累又脏、同甘共苦的劳动中,增进了我们相互了解和友谊。不久,大队人马下干校重新编队,我和于蓝分手后,在那个年代就再没联系了,却为日后的童影厂共事结下了情缘。


1981年6月1日,于蓝受命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我悄悄在她耳边说“我愿去童影”。但在这之前我曾答应邓芳同志(电影局局长陈播的夫人),协助她为电影学院筹办制片管理班,我如实告诉她,她要和于蓝协商,后来邓芳对我说,她为于蓝前胸留下的手术伤痕所感动,让我如愿到童影厂。如果没有前面的情缘,我会在哪儿呢?


于蓝是表演艺术家,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和真实生活中的她一样,令人敬佩,可信、可亲。我到童影厂后,更有切身的体会。


我原住爱人单位的宿舍大院,需调整搬家,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多是靠同事、朋友帮忙搬。可那次是童影厂的同志们除留下值班的,几乎全体出动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楼下楼,抬的抬,推的推,大家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很快就搬完了。我爱人单位的同事们非常羡慕,直夸童影厂好。后来我爱人病重时,于蓝亲自到家里和医院探视。爱人去世,我悲痛万分,六神无主,又是于蓝同志和童影厂的同志到我家中,亲自和我爱人单位负责人商榷治丧工作。追悼会上,童影厂同志们都去参加了,负责拍照等。我爱人的同事们说,这是他们单位承办最好的一次追悼会了。相比之下,对方单位是例行公事,童影厂是真情实意的关怀。我找不到能表达我深切感激的话语,把童影厂当作我的娘家,于蓝是我的亲人,我只能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回报社会,回报童影厂。


于蓝同志以无私、为公、坚持、勤奋、只争朝夕、勇往直前的精神,加上她的亲和力,以身作则,带领童影厂健康成长。


1981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书记处于3月份两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同年4月25日在北影厂务会上,电影局陈播局长传达文化部党组指示: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推荐表演艺术家于蓝任厂长。在北影厂挂牌,“两个厂一锅汤”。


1981年6月1日,在北影厂礼堂,由文化部主办,隆重举行了童影厂成立典礼。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向于蓝授厂牌,敲锣打鼓挂在了北影厂大门上。


当时,只有厂长于蓝光杆司令一人,连办公室也没有。6月4日宋曰勋和我正式报到,向北影借了两间小办公室。第二天于蓝就说,我们不能坐等上级指示,要主动请战。根据当时改革的形势,本着不搞“小而全”,不重复建设,人员编制小而精、勤俭办厂的原则。第9天,就以于蓝个人名义写出报告,通过康克清同志转呈中央书记处各位领导同志。第36天就正式上报童影厂的建厂计划。于蓝同志常告诫我们说:“我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首先是共产党员,不能虚有其名,坐享其成,人民给我这样高的地位,又给了我这样的权利。我们决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再苦再累,必须完成。”这就是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仅以童影厂基建工作来说,除了聘请北影和电影资料馆两位退休的工程师在技术上把把关,厂里有七位来自不同单位,都没有直接从事过基建工作的经历,有区房管局来的电工教师、水暖工人……我更是外行,还闹了个大笑话。当时介绍某工程师时都简称“李工”、“刘工”,我误认为姓李名工。反正我们就不耻下问,虚心请教,边干边学。幸好是儿童事业“得道多助”,得到不少善良的好同志给我们指点、出主意,从跑地皮、委托设计、地址勘探、“三通一平”、建材指标、申请投资,规划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数不清跑多少部门,要盖多少个印章。初期厂里没汽车,都靠大家骑自行车,基建如此,厂里影片生产也如此,当时有人用十六字形容我们:“橡皮脑袋八哥的嘴,蛤蟆肚子兔子的腿”,形象地描述同志们的干劲。遇事不怕碰钉子,伶牙俐齿以情动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腿勤快跑事情办成。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请于蓝亲自出马。例如:童影厂建厂土地问题,文化部已决定从电影学院已购置的黄亭子小区的地皮规划中划出一块刀把地给童影厂,急需主管副部长仲秋元的签批。仲部长正在国务院一招驻会,秘书称散会回部办公室才能呈办。我和于蓝就直奔一招,利用午间休息找仲部长。可是于蓝近视眼,从不戴眼镜,叮嘱我注意寻找,因为我们是在过道里拦截(不知道房间号),刚从餐厅出来的人又多,我们是从走过去的众背影中发现的,于蓝赶紧上前拉住仲部长,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很多。


当年基建用钢材是凭指标供货,我们施工就碰上螺纹钢紧张缺货,好不容易开工又马上面临停工待料,急忙向于蓝汇报。于蓝想到首钢主管劳动人事工作的赵慧同志是她的“粉丝”,就带领我们拿上批准的用量指标去首钢,通过赵慧同志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用量不大,他们从仓库库底打捞一番,第二天就将螺纹钢送到我们的工地上。


于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中,我们还请于蓝佩戴会议证到第六建筑总公司会见总经理张欣,公司以政协委员来单位视察工作隆重接待,亦使童影厂工程项目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童影厂工程于1984年11月27日奠基,职工宿舍1985年底建成,厂房1986年底建成。1986年初,童影厂第一次分配宿舍工作中,于蓝同志决定要奖励北影四位导演各一套住房,她们为童影厂各拍了两部影片,并获国内外的奖项。却使童影厂两位职工的小孩被勒令退出北影幼儿园。于蓝向她的“粉丝”说明缘由,这两个小朋友高高兴兴地转入“蓝天幼儿园”。

于蓝一心为儿童电影


事业,把方方面面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有了问题总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营造了一个团结、温馨、欣欣向荣的革命大家庭。我庆幸自己是童影厂的一个成员,跟于蓝同志和童影厂的同志们一起奋战的历程,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另外,我就觉得童影厂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从一个厂长、两个兵到六个人、八个人、十九颗青松,发展到二百多人,拍出一些好的儿童影片,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儿童电影制片厂,是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国家的建制,国外有些同仁都羡慕我们。这个厂如今却名不存,厂也没有了。为什么?不理解。借本届国际儿童电影节论坛谈了建厂初期一些群众不知的细节,不是论文。




08


于蓝,我心中的一盏灯

朱小鸥


我很幸运,退休以后没有经历过空虚寂寞、无所适从的彷徨,因为我结识了于蓝,跟着她从事儿童电影事业。她在前面开辟新天地,脚步匆匆,从不停息;我和同伴一路小跑,不敢稍事懈怠,才能赶上她那充满活力的背影。即使今天,年届90高龄的于蓝已经坐上轮椅,常常是我们小心地推着轮椅,和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她仍然是精神抖擞、激情满腔地为儿童电影奔波操劳。她永远是儿童电影事业队伍前飘扬不息的旗帜。


于蓝爱儿童、爱儿童电影事业的忠诚之情已融于她的生命中,无微不至,无时不想:在上海、南京的少年宫放映室、开封的帐篷、自贡的盐井、大庆的油田,和孩子们一起看片,她会关心帐篷的通风如何改进、场院露天电影的声音效果、光线强弱。只要是孩子的事,在她心里都非小事,尤其是关于影片的内容,孩子的反映,她都记下来、仔细研究。有时为了一句台词,会和创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她容不得儿童的精神食粮中有半点泥沙。孩子们都叫她于蓝奶奶,其实,她岂止是奶奶般地呵护着孩子们,在她的爱中浸透着对孩子个体成长的尊重、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感。


于蓝为人坦诚。作为演员,她尊重观众。走在大街小巷,只要听见有人叫“于蓝”,她总会停下脚步、亲切友好地与人打招呼。在她心里,人民群众、演员,谁轻谁重十分清楚。一次我们到四川自贡江姐老家。只见竹林旁一段残垣破壁。陪伴的同志说,这就是江姐原来的家,后来被火烧了。于蓝抚着那半截断墙泣不成声。她说:“英雄的事迹都是江姐做的,我只是演了她,可是党和人民都把荣誉给了我。我得到的太多、太多!”于是她从包里、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轻轻放在院里的长凳上,留给江姐的堂兄。


于蓝是位优秀的演员,她的优秀并非只是演艺技法的优秀,而是真诚地、全身心地融于角色中,向自己表演的角色学习。于蓝经济上并不富裕,文革中她在农村劳动时,从房檐上掉下来,伤了面部神经,不能自如表演而未能再上戏。前两年黄宏邀于蓝在他执导的片中串演了一点戏,给她寄了两万元的酬金,她转身就将钱汇给了东北一个孤儿院。

我不禁想起今天影视圈“风起云涌”的演员高酬金风,总有些疑惑。酬金应该拿,那是演员的劳动所得,由于表演艺术水准的高低优劣而有所不同、有所区分也是合理的。但总得有个分寸。听说有的大明星摆谱而索取一部作品总投资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为个人酬金,影响整部影片的创作质量,还能心安理得。


我想酬金无止境,良知应该有底线。


09


请接过儿童电影的火种

徐家察


跟于蓝同志应该是忘年交,她比我大十几岁,但是我跟她之间从来没有因为她大我小,我跟她说话要拐弯抹角。我们两个人经常是直接交流,有什么说什么。而且我这个人是这样,如果我不愿意认识你、我不喜欢你,我马上就放在脸上,而且会对他说我不喜欢你。所以我跟于蓝合得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坦诚,容不得沙子。


联合国每四年都要召开一次儿童世界大会,请120多个国家的小朋友代表参加,地点在联合国总部。有一年的会上,小孩子们发言一片抱怨声。比如第一个发言的非洲小孩就说,为什么我要光着脚走上纽约的这么一个讲台,我从来没有穿过鞋。还有一个小孩说,为什么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在打仗,他们没完没了,让我们无家可归。还有的小孩说,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认识字。有的小孩抱怨,我们没有文艺活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电影。总之,孩子们都在诉说他们的苦闷,诉说他们的不幸。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一个发言。他说,你们所有的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平、一切的困惑,都是我的责任,我这个当联合国秘书长的人没有把所有国家的大人们管好,但是你们今天跟我说了以后,我要下决心把他们管好。他接着说,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世界一片黑暗的时候,需要有人去寻找火种,他要点燃火把,去点一盏灯,才能够照亮前面的路,而这个人他要经过很多艰难,甚至于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我希望在座的小朋友们,都做这样的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冲破困难去找火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把光明带给大家。


这个讲话非常令人感动,我想作为儿童电影来讲,于蓝就是那个去寻找火种的第一个人。国家给了她这样一个重任,又没有任何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可是她有一颗坚强的心,她要去找那个火种,要点亮火把,要带领队伍往前走。她的确带领了一支对这个事业忠心耿耿、志同道合的团队,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说的“辉煌的十年”,大家可以翻阅手上的这本书,看看他们是怎样从困难走向光明的。


我经常开玩笑,在这辉煌的十年当中,你们三个母鸡(指于蓝、陈锦俶、文馨萍)的窝里头飞出了很多金凤凰,很多大师是从不起眼的儿童电影开始起飞的,比如王兴东、尹力、冯小宁、琪琴高娃、王君正、张艺谋、田壮壮等。我们开过很多研讨会,我记得为王兴东开的研讨会在不起眼的一个招待所里,那里灯光昏暗,还都是硬板凳,但是所有的专家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为年轻人添砖加瓦。我们也开过琪琴高娃的研讨会,声势很大,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都来参加了。新时期的辉煌十年,功劳除了于蓝领导有方外,这应该归功于童影厂的全体同仁们,应该为他们鼓掌,他们当之无愧,感谢他们为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


今天,当我们看到举火把的那个老太太已经白发苍苍、年老体弱,她的团队里的这些老伴们也都年老体弱的时候,我们的儿童电影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厂房被卖掉了,我们的车也被卖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所举的火把忽明忽暗,前面的道路很难看清。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在她的后面有一批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队伍,我们为这个队伍欢呼鼓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前辈的光荣传统就是你要有一颗大爱的心,你要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你要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


我更要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不为名利、甘守寂寞,抵御那些形形色色的诱惑,也希望你们能够打破常规、开拓创新,把所有的艰难险阻都能克服,比前辈走的更好。在今天于蓝老同志90岁的时候,希望你们敢说:“于蓝同志你放心吧,火把我们接过来了,我们会让她燃得更旺,我们的道路会更明亮!不仅是辉煌的十年,我们还要创造辉煌的二十年、三十年!”


010


跟随于蓝同志做啦啦队

陈澈



2011年的春天,在北京的电影界,刚刚隆重地举行了纪念田方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和庆贺于蓝同志九十华诞的活动,暨《红色影坛双星田方和于蓝》大画册首发式。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又要为于蓝老会长的九十大寿举行庆典,这是十分可喜的事!古人历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当然,如今时代飞跃,人生已不以七十为稀了,而且编成了口诀在说:“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百岁可预期。”于蓝同志虽已九十高龄,且身有多种病痛,却鹤发童心,精神矍铄,坚强不衰,这是大家乐于见到和期望的!


学会希望曾经跟随于蓝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来写一写于蓝同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当然每一位与于蓝老会长共同工作过的同志,会有不同的感受,这里,我就来说一说自己所认识的于蓝老会长。


我最早知道于蓝同志,已是遥远的六十年前了。1950年我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小小的美工助理,那时我正在参与影片《上饶集中营》的摄制工作。于蓝同志参加摄制的影片《翠岗红旗》也同时在上影厂拍摄之中。我们两个摄制组有时在同一摄影棚里工作,就时时能见到于蓝同志饰演的江西老区红军家属向五儿在摄影场地进进出出。但那时虽然有缘见面却无缘对话,错失了零距离接近的机会。


历史是常常会给人一个莫大的机遇,时光推延了三十年之后,让我竟然走近了这位已经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这时,她已是奉命创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那是1981年,我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工作,从康克清大姐亲自参加童影厂成立大会开始,我也开始了与儿童电影事业掰不开、扯不断的情结。我作为北影厂主办的《电影创作》杂志的编辑,经常需要报道介绍儿童电影的情况,就不断地和童影厂打交道,也就开始和于蓝同志有了零距离的联系。直到1984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在于蓝同志亲自组织主持下成立了,我便有幸成了学会的理事。理事理事,就要处理学会的事,常常到学会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此后,于蓝同志亲自提名,经理事会议批准,让我担任了学会的副秘书长;后来又经于蓝同志提议,由在京的副会长会签通过,让我担任了学会的副会长。这样,我就成了学会的一个成员,一直跟随着于蓝同志和各位副会长、秘书长做日常工作。直到1997年和1999年,我先后出国探亲,远行了两年,也由于年逾七十,按民政部规定须离开学会的岗位,才不再到学会工作。


说到跟随于蓝同志工作的日子里,感慨很多也很深。于蓝同志全身心的扑在儿童电影事业上,令人深深的感动。她开过几次刀,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有病,腰际还埋了钢板,一直带着病痛工作,依然坚强地为儿童电影战斗着。在我们学会,有一句名言就是“为儿童电影磨破嘴、跑断腿,无怨又无悔!”就是要到处奔走,从中央到地方,向各部门的首长呼吁、化缘,寻求支持,解决问题。有时她亲自出面,或用电话,或写信、写报告给有关的领导人求助;有时由她身边的几位亲密的搭档如常务副会长(后来的第二任会长)陈锦俶同志和秘书长文馨萍同志等分头出动。还有如常务副会长秦裕权、副会长朱小鸥同志都是于蓝同志最得力的助手;又有像文化部的罗英同志(可惜已故)、教育部的姬君式同志、中央电视台的徐家察同志也都是于蓝同志最为知心的、亲密不可分的朋友和热心的支持者,也可以说是“高级志愿者”。所以使学会的工作和活动开展得健康、活跃,有声有色,很有声誉。特别是,例如举办两年一届著名的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每年评奖从筹备到颁奖,于蓝同志总是事必躬亲。以她的知名度和工作热情,总能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和资助,都是十分感人的。因此,每一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康克清大姐和陈慕华同志总是有请必到,亲自出席颁奖;委托学会举办“童牛奖”的五大部门——国家教委、文化部、广电部、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也总是有领导同志到颁奖大会上来坐阵。最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首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已经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通知都发出去了,不巧的是颁奖日期和地点却与中央的一个会议“撞车”了,真是到了左右为难的时刻。后来这事传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儿童的事我们要支持!”二话不说,立即决定中央的会议换地方举行,硬是把怀仁堂让给了“童牛奖”的颁奖大会。这件事一直传为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怀儿童的佳话,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又如筹办第二届“童牛奖”评奖时,因为考虑到要让小观众参与评奖,评选他们喜爱的影片,为了真实反映儿童少年观众对儿童电影的评价,作为对儿童电影创作的第一手反馈,有利于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和素质。于蓝同志想到从这一届评奖开始增设小评委奖。由于评委会经费有限,于蓝同志亲自向领导石油工作的康世恩副总理反映,经康世恩同志的协调,由大庆、大港、胜利三大油田资助拨给经费,在“童牛奖”评委会中增设了由三大油田的九名子弟学校学生为小评委的“油娃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影响。自此以后,每一届“童牛奖”,评委会都增设了小评委奖。如第三届由江苏省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七大城市联合承办,增设了“小红花奖”;第四届由四川省自贡市承办,增设了“盐童奖”;第五届由山东省德州市承办,增设了“童鸡奖”;第六届由浙江省杭州市娃哈哈集团承办,增设了“娃哈哈奖”;第七届由上海市的永乐电影集团承办,增设了“永乐杯奖”。于蓝同志还委派我连续担任了第二至六届的小评委“联络员”,辅助小评委的评选,沟通小评委和大评委之间的信息,作为评选时的参考。于蓝同志特别嘱咐我“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去参加小评委会,以免影响小评委的自主评选。我从受命担当这个光荣的使命后,始终记住和遵循于蓝同志的要求,不但参加好自身的大评委工作,还要兢兢业业地带好小评委,同十来岁的娃娃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地打成一片,建立了亲密的祖孙情谊。因此,小评委都亲切地称呼我“陈爷爷”,像对他们自己的祖父一样地和我相处。有的小评委还称我为他们的“儿童团长”,使我也从中感到无比的幸福!记得每每安排饭桌时,我总和小评委坐在一桌,亲密无间、说说笑笑地进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小评委长大后,考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了之后,还一直同我通信联系。其实,这也是我在工作中深切体验着于蓝同志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的一个成果。


“童牛奖”是当时中国电影四大奖项(金鸡、百花、华表、童牛)之一的很有声誉和威望的评奖,在国内电影界影响很大,有的导演在拍摄儿童片时,就以很自信的豪言壮语声称:“我就是奔童牛奖来的!”(后来果不其然,她导演的儿童片真在“童牛奖”评奖时获了奖。)就是在国际影坛,童牛奖也有很好的声誉,大家都很羡慕中国有个“童牛奖”。在我国举办第二届“童牛奖”时,忽然接到印度电影界的来信,盛情申请参加评奖。但是由于“童牛奖”只评选国内儿童片,不可能满足印度同行的愿望,只好婉言推辞了。还有,在1987年北京举行国际儿童电影中心年会时,参加年会的国外代表应邀参加了第二届“童牛奖”的颁奖大会。有一位代表在会后感慨地说:“见到这一座一座金光灿灿的童牛,可以看到中国的儿童和儿童电影工作者是多么的幸福!”这样的反响一直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于蓝同志不愧为“童牛奖之母”。“童牛奖”的评奖,的确与于蓝同志紧密不可分,每一届评奖,她都是煞费苦心,精心策划、指导,带领我们做好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工作。在每一届评奖之前,总要及早通知全国电影厂报名参选、选送拷贝和有关材料,然后在学会内部成立初选小组来进行预选,确定参评的影片。我总是有幸被指定和张青山、秦裕权、王澍等几位同志作为初选小组成员,在于蓝同志亲自主持下认真负责地工作。而最为重要的是筹措经费,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除了第二届评奖找了康世恩同志的支持外,第三届评奖时,她又亲自找了当时江苏省的顾秀莲省长,在顾省长的热心关怀和支持下,解决了评委会的一揽子工作,还专门委派了省政府的秘书长担任组委会主任,使评委会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圆满。而在每次到评委会的举办地,于蓝同志总是很注意与当地的关系,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到当地采风学习。如第四届评委会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时,自贡是革命英烈江姐的故乡,在评委会期间,于蓝同志和我们几位评委亲自步行了十几里田间小道,到大铺乡江家湾,专访了江姐的家乡,亲自会见慰问了江姐的堂兄江泽州老人,还在仅存一道断墙残垣的江姐故居废墟上,含着热泪凭吊了江姐的出生地和童年生活的地方,然后又到烈士公园中江姐的塑像纪念碑前虔敬地摄了影。


银幕上的江姐创造者,缅怀着历史上的英烈江姐,观众的心里也一直记着饰演江姐的艺术家于蓝同志。我们都记得跟随于蓝同志到各地参加活动的时候,不论在上海、在绍兴的街头,都有人驻足凝望她;特别是有一回在泰山顶南天门的天街上,一批游人发现了于蓝同志,都兴奋地走拢来,对她微笑致意,围着她争相看一看她的庐山真面目。我们逗趣地问这些热心人:“认得她是谁吗?”人们都会齐声回答:“是江姐哦!”于蓝同志的内心始终和观众贴在一起,特别是和儿童少年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始终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儿童,为了祖国的明天,带领着她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为儿童电影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她常常说要为儿童电影工作当啦啦队、当孺子牛,她是这样完完全全地去实践这个愿望,同时也感染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员!


于蓝同志德艺双馨,德高望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大家都诚挚地祝愿于蓝老会长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我们仍会一如既往地跟随着她为儿童电影事业这一片美丽的沃土继续不懈地耕耘,让它永远成为中国电影大地上的净土和绿洲!


挂一漏万地写了这些,这里,我想用不久前祝贺《红色影坛双星田方和于蓝》大画册首发时,写给于蓝老会长的感言末尾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红色影坛双星熠熠闪光,照耀着中国影坛,照耀着无数的年轻人。莫道影路多艰难,总有灯蛾敢触电。每年每年,总有几千几千青年,怀着美好的憧憬,怀着崇高的理想,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就是满怀着炽热的希望,想献身电影事业。“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记得这两句歌词吗?他们会咏唱着它在红色双星的引领下前行,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着前进!


011


让一代又一代人

去追寻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奚姗姗


我跟于蓝同志直接的接触,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时候,也正是于蓝同志要建立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她在选人的时候,曾经向当时的丁乔同志提到过,能不能把我放走,到她那儿去。当时我说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当时陈荒煤要建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不肯放。后来陈锦俶担任了这个角色。


我先是从银幕上敬仰这位老革命家、老电影艺术家。她的思想、精神、艺术的魅力,在以后对于蓝同志接触多了倍受感动。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接触到好多同志,对于建立儿童电影制片厂时于蓝同志那种奋斗精神的敬佩与赞赏,我突出感受到了于蓝同志人格魅力的感召力。

在她的感召下,我就开始关心一些儿童电影的工作。后来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以后,我也开始参加一些儿童电影创作的研究工作,跟于蓝同志和童影厂建厂的那些老姐妹们成了好朋友,成了她们之中的一位。于蓝同志是我们经常交往、谈心的老大姐。


现在我只讲两点。首先,于蓝同志在开创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辉煌事业当中,是最突出的一位光荣与梦想的执着追求者。她是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勇气,挑起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开拓出新时期儿童电影的一片新天地。整个新时期电影从80年代初到现在是30年,在这30年当中,最初10年的创业是最艰难的,但是她为整个新时期儿童电影繁荣发展局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儿童电影事业,也给我们留住了她所坚守的那份精神。


我觉得她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是永远的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发扬的。而她和她的伙伴们那种无私奉献的理想信念,她们热爱儿童的母亲情怀,她们踏实苦干、任劳任怨,甚至玩命干的工作作风,都给我们留下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


其次,于蓝同志的人格魅力有很大的感召力。于蓝同志带领的这个团队,始终在于蓝同志人格魅力的感召力下,共同来克服困难。关于于蓝同志的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力,今天我想引用两位老同志的话,一位是已故的北影老厂长汪洋同志,也是于蓝同志的老战友。他有一次说:“如今的于蓝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她的心理年龄永远是年轻的,为创建童影厂费尽了心思,在许多孩子的心目中已经深深印下了于奶奶的形象”。还有一段话是当年于蓝同志的老战友、老作家、老诗人刘白羽讲的,他说:“于蓝把一颗慈心、爱心都奉献给祖国的花朵,你衡量过你的母爱的深沉含义吗?今天的儿童是21世纪中国的栋梁之材,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各方面的人才,你的母爱是伟大的,你在20世纪做了21世纪的工作。”为什么我特别记住呢?这些非常深切的、由衷的那种感动,激励着我们当时很多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


所以今天我在于蓝同志90华诞的生日上,祝她永远健康,也祝她的人格魅力所绽放出来的精神光辉,将会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追求自己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012


兢兢业业坚持在为儿童服务的岗位上

林阿绵


我是196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名牌节目《小喇叭》和《星星火炬》当编辑记者21年,如果到明年2012年在中国儿童电影诞生90周年的光辉时刻,我还能编撰完成《中国儿童电影纪事》这件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就整整为孩子们工作了50年。特别是1983年得到于蓝老师的知遇之恩,把我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我常常想,为什么50年来我能够坚持在这个为儿童服务的岗位上呢?


第一,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接受于蓝老师主演的影片《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以及《祖国的花朵》、《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等优秀儿童片的深刻教导、启迪。那些光辉的形象一直激励着我。特别是到童影厂后,更在于蓝老师这些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下,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要为孩子们做好工作,首先要树立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环境也出现很多变化,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时候更需要为他们多摄制一些真善美爱的影片。就是在前辈们的影响下,我树立起一辈子都要脚踏实地为少年儿童做事的决心。有了这样的决心,我认真负责地组织编辑了9部剧本,其中8部共荣获了国内外32个奖誉。能够取得这点成绩就是由于对儿童艺术事业树立起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前辈们的教导下,还使我在社会实践中深刻地懂得:做工作要孜孜以求。从中央电台工作起始一直到现在始终记住,要为孩子做好工作,一定要深入到孩子们中间去。因为我是50年代的中学生,不了解80年代的孩子怎么办?我就到八一中学去跟班蹲点,每周去两天与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谈话、游玩、交友。从初一跟到初三,三年的经历使我逐步深入了解青少年情况,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感情各方面。有了这样的工作实践,我这个文学编辑才能编辑出受孩子们喜爱的剧本,拍出《豆蔻年华》这样受广大师生欢迎和中央领导同志赞扬的影片。领导们明确地指出:当前我们是在造就我们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我们的掘墓人,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豆蔻年华》确实是一部造就接班人的优秀影像。但愿广大的影视工作者再接再励,创作、摄制出更鲜明、更感人,为广大青少年喜爱并值得效仿的优秀接班人的典型形象,使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拥有一批批可靠、成熟的接班人,永远后继有人。



013


经霜枫叶分外红

石晓华


以于蓝老师为首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是一支坚强的团队,建厂30年中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从上无片瓦到建起办公楼、设备齐全的厂房;从只有于蓝老师一个人发展到主创至化、服、道一套完整的电影制作队伍;从没有经验到拍出一部部国内外获奖影片,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功不可没。从内心里来讲,我真的非常崇敬这批老同志。我还要特别讲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三件事,从中看到于蓝老师对中国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开拓和创建付出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前面很多同志的发言中讲述了这批老同志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开拓和创建。我还要讲一下,中国儿童电影能够走到今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儿童电影的理论探讨、摸索是分不开的。而儿童电影的理论研究工作也是在于蓝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儿童电影如果没有儿童电影理论的引导,它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辉煌的成就。


我记得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好像还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候,在一个很破旧的会议室里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儿童电影理论研讨会。于蓝老师过去不是专职的政工干部,但她知道,干革命没有影理论的指导不行,同样,儿童电影创作没有理论指导,儿童电影不会有丰硕的实践成功。所以当童影厂拍出儿童影片后,她立即着手抓理论探讨。在那次研讨会上,我记得,大家对儿童电影的创作有非常强烈的争论,为什么?因为当时儿童电影虽然拍了几部,但是什么叫儿童电影?大家脑子不是很清楚,对这个概念引起了不同的争论。我记得当时有一部峨眉电影厂的片子叫《为什么生我》,肯定现在好多同志都没看过这个戏,它的故事内容是一个叫松松的小孩聪明可爱,因父母离异跟父亲生活,他父亲是个火车司机,工作忙常常不在家。每天陪伴松松的是只大白鹅,老师了解松松的家庭情况后感到这不利于松松的健康成长,决定找家长谈话动员他们复婚,松松和同学也想帮父母破镜重圆,买了电影票分别送去,可是事与愿违......。就为这部戏它到底是不是儿童电影,引起了强烈的争论。会上有的同志说它是儿童电影,有的说不是儿童电影,为什么? 因为影片中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大人为什么要生了我,大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影响了儿童,矛盾的主体是大火为什么把它划归到儿童片?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中国儿童电影起步的初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第一届儿童电影理论研讨会上,出于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关心和尊重,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我记得当时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对儿童发展有益的,对儿童身心成长有益的,我们就广泛的认为它都是儿童电影。这样的话,就可鼓励更多的人来关心儿童,来关心儿童电影事业,所以我觉得开头的时候,就是童影厂在起步的时候,它没有把儿童电影这个门开的很小,而是门开的很大,只要对儿童事业有益的影片,我们都要给予肯定。所以这么一来,包括后来的童牛奖,不单单局限在所谓的纯儿童影片,只要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我们都承认。这一条不成文的理论界定以后,对后来儿童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这一点功不可没。


第二个我再讲一件小事情。我觉得于蓝老师当童影厂的厂长,从她的资历、各个方面来讲都是百里挑一,众望所归的。但是于蓝老师到了这个岗位以后,以她惊人的毅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並拍出了影片,完成创业后,她首先考虑的是为童影厂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80年代初,我拍了一部儿童电影《泉水叮咚》,是我第一部处女作,也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于蓝老师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到我这儿来了,她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以后,有一次她跟我谈,她说石晓华,你能不能到童影厂来当厂长?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于蓝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在艺术方面把把关,另外你的爱人是上影厂文学部的主任,他可以从文学这方面为童影厂把把关,你们能耒最合适”。我听她说的很有道理,看得出她是真心而非说着玩的。我当时没有过多的考虑就回绝了她。于蓝老师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因为我的父亲从来就不许他的子女去当官,所以我对于蓝老师说我不可能去童影厂当领导。说过这事后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听过就算了。那知于蓝老师没有气馁,为了做通我们的工作,她甚至跑到我们家里跟我父母亲去谈。后来我父母亲就对我讲,这件事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于蓝同志都上门来说了。因为有父亲不许我们当官的规定,所以我也没有做官的思想准备。既然父亲这么说了,我只好对我爱人讲了这事,两人认真地商量了许久,反复衡量,我们确实不是做官的料,就很不好意思的婉拒了于蓝老师。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于蓝老师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绝对不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她是从事业发展的长远考虑,培养接班人。八十年代于蓝老师在自己亲手创建的童影厂领导岗位做得好好的,又正好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十几年的时间白浪费过去了,大家都习惯地将年龄减去十岁),于蓝老师应该说是50岁,正是壮年的时候,但是她不是考虑如何坐牢这个领导位子,而是从长远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敬佩她的,她,才是毫无利己之心的大写的人!


后来陈锦俶老师跟我说,她说你能不能到我们童影厂来帮我们拍部戏,我说行,我欠你们情,我说我应该来。那时候陈锦俶老师好像剧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去找领导商量,把我借给童影厂拍部戏。但我每次去跟我们厂领导商量,不是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不同意。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也耐不住了,就去问我们领导,说为什么不放石晓华去童影厂?反正现在厂里也没任务给他。那位领导跟我朋友的私交还可以,领导就跟他说了一句“我不能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我那个朋友听后半天没听明白,后来领导就向他解释说,我不能把我们的好导演放出去给别的厂拍戏,他们拍了好片子,我们怎么办,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后来我那个朋友来跟我说,你也别再去找领导,你讲了也没用,厂长说了这句话,不能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我听了也没弄明白,后来朋友解释了我才明白。


其实我也知道各个厂出于自己本位的考虑,他绝对不会把自己厂那些骨干借给童影厂来拍戏,所以童影厂初期的影片的主创人员,大多都是什么学院毕业的学生,或者是从其它专业转过来做导演,原因就是大厂的本位思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童影厂当时起步之难!一个厂要没有这电影专业人才,它怎么弄出好东西?童影厂在起步的时候,她想招集这些专业人才,哪怕是借来的,都遭到这么多的困难,所以就可想而知,童影厂后来能拍出那么多好片子,那些得奖片,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第三个更感动我的事,是2007年在宁波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时一件突发之事。

关于办电影节的艰辛,形象一点说,那是于蓝老师和陈锦俶老师捧着饭碗到处去讨饭。宁波方面被这两位老前辈的精神感动终于答应办这个电影节了,而且都说好了顾秀莲同志来参加开幕式。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得都非常好,陈锦俶老师和于蓝老师都已经提前到宁波。就是六一前两天,北京来电话,顾秀莲同志因为中央决定要她代表中央领导参加北京举办的庆祝六一活动,因此不能到宁波来参加儿童电影节的开幕式,接到这个消息,电影节组委会一下子乱了夽。宁波市政府也急了,马上就跟陈锦俶说这怎么行,领导不来,我们怎么跟企业家交代?陈锦俶也急了,于蓝老师更是着急了,设身处地为主办方想,是很为难。于蓝老师当时身在宁波,只好到处打电话,请一些重要知名人士能来宁波补补台,救救场。但是由于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很多领导同志都事先有安排了,都不能来宁波参加开幕式。最后陈锦俶老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石晓华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請到某某。她说于蓝老师给这位同志打电话請他帮忙,于蓝老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给你跪下行不行。哎哟,一听到这,我真是眼泪都掉下来了。于蓝老师是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了儿童事业,她要给我们现在后辈当领导的人下跪   ......这个事我听了心里头真的非常的辛酸!!!我马上跟陈锦俶老师说“你别急,我尽我的能力”,我虽然人在上海远离北京中央各部委,人微言轻,有于蓝老师这句话,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给她们办成。北京一时也找不到大人物,没有办法了,就去找我们的领导,于蓝老师能跪下,我们也可以跪下。就这样子,我和谢总(鲍鑫)俩人又亲自到领导家里去求他,当然后来那位同志他也确实有别的事没有来。当时在外地出差的中宣部副部长龚沁瀚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答应五月卅一日工作结束,连夜赶末班飞机赴宁波,六月一日开幕式一结束他再赶回出差地。

这事虽然过去了,但于蓝老师那句我给你跪下行不行的话永远铭刻在我心上。这句话体现了于蓝老师对童影厂,对儿童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动了我们这一批人,紧紧团结在她周围为中国儿童事业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于蓝老师为了儿童事业,心中没有我,她把自己的一切拋掷身外,全身心的扑到儿童事业上。她名副其实是中国儿童心中的老奶奶。


以于蓝老师为首的中国儿童电影工作者,三十多年来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今天我看到江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盛况空前,从来参加电影节的外宾人数,从参展影片的质量,都比前几届大大的提高了,这就是希望所在,我觉得尽管岁月逝去,老前辈们的童心未泯,你们的梦想,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儿童电影事业的前进方向。也鼓励了后来者,克服困难,创造儿童电影事业更辉煌的新篇章。谢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不懈地奉献,儿童电影事业才有今天,这是我内心的话,谢谢你们!



014


用电影给孩子们

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欢乐

卢刚


1981年6 月1 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当年我告别奋战了八年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怀着对儿童片的浓厚兴趣,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两间房和六个人的小厂,在于蓝厂长的麾下当了一名马前卒,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十万元起家


童影厂成立之初,既无器材设备又无拍摄资金,拍片完全依靠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初,在全国妇联和康克清大姐的关怀下,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向童影厂赠款十万元。于蓝老师和大家商量后决定用这宝贵的十万元起家,带领我们独立拍片,投产《马加和凌飞》与《敞开的窗户》两部短故事片。当时的情况,拍一部故事片一般需要70万元左右的资金。十万元拍片无异于天方夜谭!但秉承了延安革命精神的于蓝厂长却淡然一笑,带领我们捧着童影厂这个“金饭碗”向社会各界化缘。功夫不负苦心人,爱子真情感天下!为了三亿六千万儿童看到新的儿童片,甘肃光学仪器厂折价售给我们摄影机;长春光学仪器厂赠送了变焦距镜头;保定胶片厂无偿提供“代代红”胶片;工程兵88711部队开来了发电车;北京儿童活动中心、北京火车站和北医三院等单位都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拍摄场地。


《马加和凌飞》是我和汪宜婉联合导演的。摄影师是陈锦俶(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调来,出于服务儿童的坚定信念,署名“魏童”,后来继任童影厂长)。为了既节约成本又确保质量,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陈锦俶带领摄影组自己打造器材箱。没有升降车就爬到大轿车顶上拍摄。汪宜婉带病坚持工作,一丝不苟。我兼职扮演凌飞的父亲,自然不取分文。剧中有一场孩子们乘火车到海滨的戏,按常规要租一节车箱,请一车群众演员,这要花很多钱。我们联系到一个夏令营,利用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的两个小时拍这场戏。一上车我们就立即教孩子们唱剧中需要的歌,教会了就立即抢拍。在火车进站前终于拍完了这场戏

两部短片在六一节上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师生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影片紧凑、清新、有生活气息,以平凡小事歌颂了心灵美,树立了八十年代新少年的形象。

“小斗”长大成人了


1983年在于蓝厂长信任的目光下,我独立导演了第一部影片《清亮的小溪》。这部描写祖孙情深的故事片竟然赚取了无数观众的泪水,在当时节目尚属匮乏的中央电视台连播数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剧中小主角的扮演者们早已失去了联系。当年小斗的扮演者刘朝晖12岁,弟弟小明子的扮演者张志勇只有7岁,二人都在上小学。我想他们早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都生活得好吗?我多么想见见他们啊!这部影片是在四川邻水和重庆北碚拍摄的,小演员也是就地找的。《重庆晨报》的朋友们得知我的心愿后热情相助,在该报发表了《北京导演急寻“小斗”》的消息。谁知上午出报,下午就找到了!我飞赴重庆与他们重逢。刘朝晖和张志勇一同携妻带子给我献上鲜花,他们当年的容貌还依稀可辨,但都已过了而立之年,已为人父了。刘朝晖扮演的小斗性格倔强,他本人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告诉我,为了磨练和战胜自己,考大学时偏偏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科,选读了自己比较弱的理科,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硕士。如今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内科主任医生了,还多次参加我国政府派遣的医疗队,援助南太平洋的岛国瓦鲁阿图。小明子的扮演者张志勇当年拍外景时总爱坐在大轿车前排,羡慕地看司机开车。当时他曾说,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汽车司机。如今他果然当上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车。妻子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儿子长得虎头虎脑,两只大眼睛亮闪闪的,恰似当年的小明子!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家庭都生活得如此美满幸福,使我倍感欣慰!《清亮的小溪》虽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却整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秉承童影厂艰苦创业的精神,从1982年到1999年的十八年中我一共编导了九部儿童故事片和四部儿童电视剧。其中使用过的主要小演员有数十人,群众小演员更是高达数千人。如今他们都陆续步入了成年人的行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我没有联系。我常常想念他们,由衷地祝愿他们幸福健康!。希望有机会和他们重逢,共话今夕。


富大龙马上惊魂


1988年我奉命导演战争故事片《小骑兵历险记》,挑选年仅12岁的富大龙扮演主角连福。连福是解放军小骑兵,马术娴熟,而富大龙虽然自幼学了点拳脚功夫却从来没摸过马。为了确保拍摄,大龙刚到草原我就安排教练扶他上了马。瘦小的身躯和高大的枣红马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却一点也不怵。训练中,枣红马突然受惊,载着富大龙狂奔起来,穿过草原,越过丘陵,很快就消失了!把我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派人四处寻找。半个多小时过去后,富大龙骑着枣红马独自归来,已是汗流浃背,满面尘埃。他憨厚地笑着说:“导演,我会骑了!”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富大龙不用替身,独自完成了策马飞奔、雨中行军、摔下战马等高难度动作,并准确生动细致地诠释了人物性格,使影片大获成功,创下了当年儿童片售出拷贝数量最高的记录。


大龙上高中时,被我录取到童影厂艺术学校创作班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他和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摄的记录片《中日学生长城行》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获得各方好评。后来他顺利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并以全班总成绩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如今已是金鸡奖和华表奖的双料影帝。上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他和我紧紧拥抱却纳纳无语,憨厚如初,质朴如初。


王立平免费作曲


1991年我编剧并导演了奇幻故事片《荧屏奇遇》。通过角色进出荧屏,把古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因为特技多,难度高,投资少,经费十分紧缺。我请时任电影乐团团长的作曲家王立平为我作曲。他是我大学时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摄影爱好者。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奸细》时,王立平不顾天寒地冻,专程赶到冰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拍摄我们的工作情景。这回,当他得知我们剧组经费紧张后豪爽地说:“为儿童片作曲,我费用全免!”这使我既感动又忐忑。但王立平在创作过程中丝毫没有因为是儿童片且不收费而稍有怠慢。每完成一段乐曲都要虚心听取我和录音师的意见,认真修改,直到各方满意为止。


同样使我感动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刘笑梅。我们请她扮演自己的行当——剧中的电视台播音员。当她得知儿童片经费少的情况后同样爽快地说:“我不要酬金!”她不但认真地参加了前期拍摄,还认真地完成了后期配音。此后,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她熟悉的身影都会油然升起一份敬意。


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特级车间的老朋友们得知我需要特技镜头却又缺少资金后,同样热情地伸出了援手。他们当时也缺少先进的设备,不掌握后来才有的三D技术,于是土法上马,在特技棚内用钢丝吊起演员,拍摄并合成演员进出荧屏的镜头,反复试验,直至成功。车间主任只向我们剧组收取了少量工本费,并为画面不够理想一再致歉。


这部低成本制作的奇幻片受到了小观众热烈的欢迎。不久前我出国旅游。当导游得知《荧屏奇遇》是我编导的之后,双眼立刻亮了起来,激动地说:“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儿童片!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呢!”他真诚的目光告诉我,这不是虚伪的奉承。


开车奔赴西藏


1998年冬,我冒着严寒和缺氧来到景仰已久的西藏高原采访,创作了电影剧本《弹起我的扎年琴》。第二年夏天,我又率领摄制组奔赴西藏拍摄。那时青藏铁路还没有通车,都乘飞机又会超出预算。全组人员便分乘数辆大轿车、小面包车和卡车,拉上摄影器材、装备与行装,由北京出发,晓行夜宿,一路风尘,用了八天时间,从青藏公路开到拉萨,不顾高原反应,立即投入紧张的摄制工作。当时我的学长谢飞正率领摄制组在西藏拍摄故事片《益西卓玛》。他们全组往返京藏都是乘飞机的。谢飞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同情地说:“你们搞儿童片的真不容易!”我笑道:“早已习惯了!”


《弹起我的扎年琴》是一部歌舞故事片,描写三名藏族孩子历尽艰险到拉萨艺术学校求学的经历,把藏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和最美的景点都编拍了进去。为了真实地再现藏族的生活风貌和独特的歌舞艺术,剧中的全体演员及副导演、美术师、作曲、指挥、演奏、演唱、编舞等主创人员都聘请当地的藏族朋友担任。当年点燃亚运圣火的藏族小姑娘达娃央宗此时已经长大,当上了西藏艺术学校的舞蹈老师。我正好用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经历,把她编入剧情,扮演了孩子们走进艺术殿堂的引路人。达娃央宗依然美丽、纯真、开朗,十分敬业地完成了任务。当她得知儿童片经费紧张的情况,便和其他藏族同志一起自愿领取最低的薪酬。在西藏区委宣传部的热情帮助下,在藏汉两族同志的携手努力下,此片大获成功,荣获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广电总局共同颁发的“骏马奖”。


最高奖赏


1987年,我编导的《飞飞从影记》上映后不久,我骑车回家,在北影厂门口,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我面前怯生生地问:“叔叔,《飞飞从影记》是您拍的吧?”我停下车点点头。小男孩说:“谢谢您给我们拍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然后就羞涩地转身离去了。我心头一热,眼睛顿时湿润起来。没有大人的刻意安排,没有炫目的灯光、动听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这孩子发自内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孩子一定长大成人有了工作吧?他瘦小的身影至今还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历久难忘!这是对我这个儿童电影工作者的最高奖赏,胜过我获得过的所有奖项!三十年来,多少有作为的年轻导演在童影厂拍了几部儿童片后都改拍成人片了,因为拍儿童片名小利薄,难以出头。我之所以能够始终坚守这块阵地,和这个孩子的鼓励不无关系。


其实儿童片的创作领域是很宽广的,大有可为。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样式的儿童片我都乐于尝试。从题材上讲,战争片我拍过《小骑兵历险记》;农村片我拍过《清亮的小溪》;奇幻片我拍过《荧屏奇遇》;传记片我拍过《孙文少年行》、《少年林则徐》、《少年郑成功》等。从风格样式上讲,我的《小法官的证词》等是正剧;《万元惊梦》、《实习生》和《瓜王旗》等是轻喜剧;《飞飞从影记》和《荧屏奇遇》是现代与过去时空交错,喜剧与悲剧的结合;而《弹起我的扎年琴》则是轻松活泼的歌舞风光故事片。我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尽量满足少年儿童多种多样的欣赏需求,更好地为我的上帝——小观众们服务。


如果说,我在儿童片创作中取得了一点点业绩,和童影厂这块沃土是分不开的;和于蓝厂长及继任的历届厂长的信任关怀是分不开的;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恩师于蓝厂长在推荐我评为一级导演的信中深情地说:“卢刚确实是一位脚踏实地好学、肯于钻研的电影编导,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拍摄的儿童片均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深受儿童观众喜爱。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是出售拷贝最多的,符合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原则。”她热情的鼓励至今还鞭策着我多为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不敢懈怠。


我认为,儿童电影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给电影插上欢乐的翅膀,带领孩子们在真善美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用电影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是我此生最大的欢乐!


盼望童影厂浴火重生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辉煌过,曾经是中国儿童电影生产当之无愧的旗舰,曾经是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世界儿童电影的研究、交流、创作和生产中心,曾经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吸引了多少外国同行们羡慕的目光。但遗憾的是童影厂在改革的名义下已经